1702979494
1702979495
集体农庄制度——控制农民的再版村社
1702979496
1702979497
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时，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对组织进集体农庄的农民并不放心，不肯把土地、农机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给农庄。政府向集体农庄下达上百项计划指标，对生产的品种、播种的面积和时间、每项农活的技术指标、收割的时间、上交国家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指标和规定都是指令性的，是必须执行的，违者要受法律制裁。
1702979498
1702979499
为了确保国家指令的执行，除了通过党政机关进行直接领导指挥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二是实行义务交售制。
1702979500
1702979501
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联共中央于1930年初曾决定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但到年底改变了主意，决定把现代农业机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1932年，全苏共有2446个机器拖拉机站；1937年增为5818个。［43］斯大林需要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控制农庄。1933年1月，联共中央和政府决定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立政治部，它的任务是用开展农村阶级斗争的方法监督农庄的活动，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同集体农庄中对抗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44］简单地说，政治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国家能按计划收购到粮食和肉类。随着地方党政机关的巩固，政治部于1934年11月并入党的区委员会。这以后，对集体农庄的政治领导和监督工作主要由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但机器拖拉机站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集体农庄。拖拉机站要求事前审查农庄的生产活动是否符合国家计划安排，要求农庄为其服务提供实物报酬，以此保证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收取一定数量的农畜产品。设置机器拖拉机站的结果是，通过使集体农庄同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脱离的办法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把农庄的全部活动纳入国家的行政命令体制之中。
1702979502
1702979503
国家的另一项控制措施是，实行农庄义务交售农畜产品制度。1928年爆发粮食收购危机后，斯大林认为从集体农庄收取粮食比个体农户更容易，决定加快集体化步伐。由于工业化的需要，政府不断扩大粮食收购量。1928—1929年，国家收购商品粮1080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7332万吨的14.7%。1929—1930年，收购量增加为1600万吨，1930—1931年又增为2220万吨。［45］1932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把征购商品粮的幅度提高到总收获量的40%—50%。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1931年粮食减产，每公顷耕地的平均收获量比上一年减少9.5%，而每公顷的交售额却增加了4.2%。在乌克兰，许多农庄为完成国家收购计划要交出粮食收获量的80%，甚至全部。［46］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到1932年6月25日，农民只向国家交售了当月应交售的23.6%；到10月25日，也只完成交售计划的25.8%。［47］
1702979504
1702979505
1932年冬，党中央派人到地方督促粮食征购工作。对未完成任务的地区采取高压政策：从关闭地方商业贸易、停止信贷到清洗党政干部。
1702979506
1702979507
政府在高压的同时也被迫做了一些让步，于1932年先后通过3个决议，降低农庄的粮食和畜产品的采购量，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但实际效果几乎没有。因为交售任务虽然减少了，但对多数农庄仍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受灾地区的农庄根本无法完成国家的采购指标。其次，法令规定农庄在完成任务后可以把谷物拿到市场上出售。可是只有一个或若干个农庄完成任务而全部农庄尚未完成时，仍不允许前者出售剩余粮食。这些农庄要想享有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的权利，就必须首先补足其他农庄未完成的交售额。这是一种连环保。
1702979508
1702979509
这种措施受到农庄的抵制。1932年的法令允许农村进行粮食买卖，承认市场价格的合法性。农庄把粮食卖到市场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因此竭力少交售粮食。这就使得1932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1931年“更大的困难”（斯大林语）。全年粮食收购量比上一年减少430万吨。
1702979510
1702979511
斯大林认为，当前的问题是一些人把集体农庄偶像化，看不到农庄也会反对国家的收购计划。其次是看不到阶级敌人改变了反苏维埃的斗争策略，他们在通过集体农庄破坏国家的计划。1933年，斯大林宣称，这是“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无声的’战争”。［48］斯大林决定采取最有效最无情的手段来克服危机。除了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政治部，从外面监督农庄的交售工作外，还决定大力限制城乡市场贸易，实行集体农庄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
1702979512
1702979513
1933年1月，决定“废除现有的谷物采购的合同（预购合同）制度，并为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户规定具有纳税效力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谷物的固定义务”。这一义务“是每一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首要的义务，故应以第一批打下的粮食完成之”。对“未于本决定规定期限内履行向国家交售粮食义务的集体农庄”，要“处以罚金，并令该集体农庄提前履行全年交粮义务”；对未按规定期限履行交售义务的个体农户则要负刑事责任。决议还规定：“集体农庄的粮食买卖行为，只有在全共和国，全边区，全省整个完成本决议所定的采购粮食计划，以及完成种子储备以后，始得进行”。［49］
1702979514
1702979515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很高。农庄交售给国家的数量和支付给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两项合计，在丰收的1937年占谷物收获量的26%，在歉收的1939年占34%。在畜产品中，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比重更大。1935—1937年间，上缴的肉类和动物油占总产量的68%，牛奶占45%，羊毛占53%。［50］
1702979516
1702979517
国家得到如此多的义务交售的农畜产品，但付给农庄的却极少。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义务交售的价格比市场价格更是相差悬殊。1933—1934年粮食产区的小麦交售价格是每公斤3.2到9.4戈比，而每公斤的面粉（小麦的出粉率是85%）的零售价格，凭购粮卡的是35到60戈比，无须购粮卡的是4—5卢布，即价格相差100倍以上。［51］
1702979518
1702979519
义务交售制使国家的征粮计划得到保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虽然粮食的年均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产量少70万吨，但是国家每年平均征到的粮食却比“一五”期间多930万吨。这就使得斯大林在饥荒年代仍然能够增加粮食的出口。
1702979520
1702979521
斯大林创建的集体农庄同传统的合作社迥然不同，既不是生产者的自愿联合体，也不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独立组织。它实际是沙俄村社的再版，仍然是国家牢牢监管控制的基层农民组织，是把农民束缚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依附关系狭小天地里的工具。不同的是，国家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比当年对村社的控制更直接更严厉。1932年12月27日，苏联实行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不给农民发证，庄员要到城市去工作或居住，需经领导批准，得到证明才能离去。庄员的自由迁徙权实际被剥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剥夺农庄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利、限制市场贸易、发展农庄与国家间的实物交换关系的办法，使农庄失去经济独立性。总之，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基层单位，除了庄员可以经营规定的副业和得不到国家的最低收入保证（工资）外，几乎同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集体农庄和庄员既无权也无力自主决定生产、分配、人事等事务，一切重大问题都直接听命于政府。集体农庄同村社相比，自治权利更小，对国家的依附性则更强。集体农庄更像是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的村社。30年代到过苏联农村的西方人士曾报道说，农民常用ВКП（“联共”的俄文缩写）来暗指“第二次农奴制”（其俄文缩写也是ВКП）。［52］
1702979522
1702979523
集体农庄制度不适应现代化要求。首先，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脱离主要生产资料，失去独立自主性，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因而极大损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集体农庄体制虽包含有物质刺激因素（如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允许副业生产等），也注意到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些只占次要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农庄的各项工作基本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这对农业发展特别不适合。因为农业不同于工业，各处进行生产的气候地理等客观条件极不一致，不可能具有工业中的标准环境。因此统一指令即使是专家起草的指令，也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和要求，而那些随意违背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的瞎指挥更使生产遭受破坏。第三，集体农庄制度造成机构臃肿。据苏联农业部抽查26个州132个集体农庄的结果：三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20%—30%；八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30%以上。这样庞大的行政队伍只会促使官僚主义泛滥，阻碍生产发展。第四，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保守落后。由于生活不富裕，大多数庄员一心关注自己的副业生产，把它视为最可信赖的依靠和保障。对集体和国家大事不关心也不了解。另外，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庄员只得服从听命，也安于服从听命。他们缺乏主动创新精神，习惯于一切都依赖集体、依赖国家。因此集体农庄成了维护狭隘自私、听命依赖、因循守旧传统的温床。集体农庄制度从总体看，是缺乏生命力的。
1702979524
1702979525
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是他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部分。它消灭了农村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农民，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大生产，使集体农庄制度与城市的国有企业体制相配合，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它把几千万难于监督的农户置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为建立行政命令和惩罚体制奠定基础。它把农业变成绝对为工业化服务的部门，用牺牲农业剥夺庄员的办法，使集体农庄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提供资金、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从而确保了工业化的实施。总之，集体农庄制度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单一的计划经济，就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斯大林模式。
1702979526
1702979527
集体化和30年代大饥荒
1702979528
1702979529
农业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农牧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其次，在大农业的基础上，农业走上了机械化道路。第三，农业机器和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减少了农业劳动力。
1702979530
1702979531
苏联农业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总的讲仍十分落后，远未实现农业现代化。1940年，农业人口占全苏人口的67%，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4%。农业仍是粗放经营，在相当程度上是人力畜力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
1702979532
1702979533
更为严重的是，农牧业生产力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遭到巨大破坏。相当一批有较高技能、有文化知识、善于经营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被当做富农消灭掉。进入农庄的农民因失去自主权，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依赖性占据了上风。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效益低下。庄员的消极怠工，再加上农庄建立初期组织工作的混乱，使30年代的苏联农村陷于衰退状况，生产下降，社会动荡。
1702979534
1702979535
1932年的谷物产量为6987万吨，只达到计划规定10580万吨的66%。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谷物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降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至于畜牧业，它在集体化运动中损失更大。1933年，牛、马、羊、猪的存栏头数只及集体化前1929年的一半左右。
1702979536
1702979537
集体化的强制推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牧业产量下降。许多地区在1931年就出现了饥荒现象。1932—1933年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生旱灾，使问题更加严重。全苏粮食产量由1928年的7330万吨降为1932年的6990万吨。但中央领导无视这一事实，继续高额征收粮食。1932年1月1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1931—1932年粮食收购》的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执行委员会完成规定给它们的粮食收购年度计划，继续超额收购”。［53］各地都依据这一决定，努力超额完成收购任务。普通农庄庄员和农庄主席则大量写信到中央，说国家收购任务超过了收获量。结果不仅庄员分不到粮食，农庄也没有种子储备。中央黑土地带丹科夫区“新力量”集体农庄主席写信给中央说，他那里荞麦每公顷的收获平均为26普特，而国家对荞麦的收购计划为每公顷132普特；豌豆平均每公顷收获175普特，而每公顷要向国家交纳480普特。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农庄只剩下740普特粮食。［54］1932年6月17日，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邱巴尔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要求对受灾严重的地区给予粮食援助。6月21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签署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乌克兰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电报，指出“任何不想完成为你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所规定的谷物交售计划及国营农场送交谷物的计划的行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交售期限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允许”。［55］6月23日，政治局就柯秀尔求援电报通过决议，“仅以中央通过的决议为限，不向乌克兰额外运粮食”。
1702979538
1702979539
政府一方面无视饥荒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支援工业化的旗号下，加强对集体农庄的征购，留给农村的粮食不断减少。1932年夏，出现饥荒。许多庄员吃完储备粮陷于挨饿的困境。挨饿的农民或逃亡外地谋生，或留在村里充当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间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充饥。政府不去积极援救这些灾民，反而无情镇压庄员的“越轨行为”。1932年8月7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草案，作出了“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决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一切财产充公；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还规定不得对这种案件进行赦免。农民把这项法令称为“五束麦穗”法令，即偷拿或偷剪五束麦穗就要受到惩罚。结果许多普通农民甚至妇孺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党中央报告说，到1933年1月，即不到5个月的时间，根据此法令共对54645人进行了定罪判决，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56］1933年1月22日，政府又发出指令，禁止农民离开饥荒地区。对未完成交售义务的地区和农庄则停止商品供应，关闭国营和合作社商店，撤换地方干部并交付法庭审判，甚至把整村居民迁至北方边远地区。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对未完成征购任务地区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各级领导，轻的撤职、开除党籍，重则逮捕、枪毙，一般庄员则被驱逐出农庄。这种迫害活动愈演愈烈。［57］
1702979540
1702979541
作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盟友的集体农庄庄员，实际是处于被国家全面控制、无情剥夺、随意宰割的无权境地。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讨论电影片的会议上承认过去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但此话未公开发表。［58］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基辅省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在1932年的一次谈话：“新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上面装满了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路收集尸体。我想，最好有人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斯大林”。［59］肖洛霍夫在1933年写信给斯大林，说北高加索的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60］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更报告说，一些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拉尔代表向雅戈达报告说，“瓦尔年区‘十月的道路’集体农庄有人吃尸体”。［61］
1702979542
1702979543
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在乌克兰饿死350—400万农民。［62］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饥荒人口减少了179.8万人，其中包括20万逃亡国外（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而未能回归者。［63］俄罗斯著名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认为，苏联居民从1932年的16570万降为1933年4月的15800万，减少的770万人主要是农民。［64］另一个统计资料表明，1932年全苏人口增加105万人，而1933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0万人。死亡人数由1932年的478万人猛增为1145万人。［65］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提出，在集体化运动中，一些人遭迫害，一些人迁往城镇，苏联农村总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66］据人口统计，苏联农业居民在1926年有12070万，1937年为11040万，减少了1030万，占农业人口的9%。而饥荒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多，如在哈萨克斯坦减少了30.9%，在伏尔加——23%，在乌克兰——20.5%，在北高加索——20.4%。［67］
[
上一页 ]
[ :1.7029794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