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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清洗”设定的打击对象较为复杂，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显现出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政治动因和历史脉络的。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历史过程当中才能深刻地加以理解、透彻地加以把握。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然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但只有把它放在20年代后期直到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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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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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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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转变”和“大跃进”的政治后果，引起国内危机加深，党内斗争加剧，这使党内力量重组、稳健派抬头，斯大林领导地位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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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把反“右倾”斗争（1928—1929）及其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为“大转变”。“大转变”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一套方针路线，代替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向着对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的一次大转折。“大转变”实际上进一步加速、强化了“大跃进”，使“大跃进”遭到了更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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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大跃进”起源于苏联。苏联当年的“大跃进”，发生在1928年至1933年间。只要翻阅一下这期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那个时代进行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化“大跃进”。实际上，苏维埃俄国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进行过“大跃进”的尝试，但那是战争年代不得已的措施。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大跃进”），频频出现在党的报刊上，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1958年发生“大跃进”，中文里“大跃进”一词，是原原本本把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借用过来的。“大跃进”就是用超常的高速度，像跳跃猛进一样，进行经济建设，实施“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和一些俄国人只知道揶揄嘲笑中国人的“大跃进”，对他们自己曾发生过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却讳莫如深。由于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忌称他们这段历史为“大跃进”，所以了解苏联“大跃进”的中国人很少。笔者了解苏联有“大跃进”，也只是在查阅那个年代的苏联报纸时才知晓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出版的历史著作已不再回避当年的“大跃进”。比如，近些年一部在俄罗斯很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即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史》，就专门设有“‘大跃进’的重负”一节。［1］最近，一本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应届毕业生编写的《俄罗斯历史》读本，也专辟“大跃进（1928—1933）”一节，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这段历史。［2］实际上，苏联当年进行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大跃进”；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称得上是“大跃进”，由原定用1—2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集体化，提前到了1—2年完成。结果，工农业“大跃进”双双遭到惨重挫折，基本以失败告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像中国一样发生了“困难时期”；但苏联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两年”，发生在1932—1933年，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达数百万人之众，上述一书提供的数字是1000万至1500万人之间，较准确数字至今仍在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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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大跃进”有某种群众基础，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3］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连1930年3月中央下达地方的指令中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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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紧张、危机，城乡群众的不满，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4］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现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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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党内力量的变化和重组，加强了党内稳健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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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变”和“大跃进”加剧了国内经济生活的紧张，甚至引起危机，其直接后果，是党内原先站在主流派一边的一些人对斯大林的路线发生了怀疑，党的上层出现了以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柳京为代表的新反对派。谢 · 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以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斗争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和“大跃进”的后果所震惊，开始转而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有给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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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个新反对派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稳健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稳健派的方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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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稳健方针深得人心的证据表现在，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所得的选票超过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他的地位在这期间逐渐得到恢复，甚至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在1936年新宪法的起草中曾担负了仅次于斯大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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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显然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但也没有逃过这位领导人的锐利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近300票遭到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境况，使他对领袖地位的不稳暗怀着不小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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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向党内稳健派及其代表人物开刀，打击反对派，扭转党和国家发展的航向，显然成了斯大林所预定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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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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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转变”和“大跃进”，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群众要求实现工业化，迅速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唯意志的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短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基础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一是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二是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运转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三是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基础的落后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去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着眼于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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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峰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蔓延滋长，加上官职等级名册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和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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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不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也不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他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8］当时，他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只是间谍和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9］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但他无限扩大了事态，并作出了过火反应，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态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面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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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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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6—1939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至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及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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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33—1934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在党内党外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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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10］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便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方面改变对西班牙的政策，引起战云密布；一方面任命新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加速“大清洗”的步伐，——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成是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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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五纵队”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12］可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意图之一，就是在莫洛托夫心中扎根很深的“第五纵队”。但这“第五纵队”纯属一种主观上的担忧，经历史学家查证和几十年的历史验证，所谓“第五纵队”云云，纯系主观想象的子虚乌有的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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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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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直接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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