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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个新反对派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稳健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稳健派的方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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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稳健方针深得人心的证据表现在，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所得的选票超过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他的地位在这期间逐渐得到恢复，甚至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在1936年新宪法的起草中曾担负了仅次于斯大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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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显然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但也没有逃过这位领导人的锐利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近300票遭到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境况，使他对领袖地位的不稳暗怀着不小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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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势下，向党内稳健派及其代表人物开刀，打击反对派，扭转党和国家发展的航向，显然成了斯大林所预定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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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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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转变”和“大跃进”，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群众要求实现工业化，迅速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唯意志的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短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基础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一是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二是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运转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三是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基础的落后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去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着眼于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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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峰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蔓延滋长，加上官职等级名册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和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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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不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也不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他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8］当时，他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只是间谍和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9］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但他无限扩大了事态，并作出了过火反应，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态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面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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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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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6—1939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至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及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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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33—1934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在党内党外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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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10］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便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方面改变对西班牙的政策，引起战云密布；一方面任命新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加速“大清洗”的步伐，——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成是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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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五纵队”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12］可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意图之一，就是在莫洛托夫心中扎根很深的“第五纵队”。但这“第五纵队”纯属一种主观上的担忧，经历史学家查证和几十年的历史验证，所谓“第五纵队”云云，纯系主观想象的子虚乌有的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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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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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直接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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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有各种具体的、直接的导因，而1934年12月发生的基洛夫被杀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线。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只把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看做“大清洗”运动的内涵；其实，这三次大审判只是“大清洗”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就它们在“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后期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在全面“大清洗”的真正高潮期间，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4—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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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13］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利用，作为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的路线不满者，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14］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小时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为“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查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死刑罪犯的申诉；死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15］这项法律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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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武断地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6］1934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17］一星期后，即1月16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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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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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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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凶杀。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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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18］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却以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由抵制贯彻中央方针造成的。于是，又进一步向各地方党组织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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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逮捕的有15218人，还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19］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20］通过这次运动，安全机关便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持有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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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刑事律条也越来越森严。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人员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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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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