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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日，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在这次对取名“托一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在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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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不仅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相联系属牵强附会，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一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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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一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21］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22］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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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若夫的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分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23］接着在10月间，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力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上述人等，立即或稍晚一些都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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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审判的主题，是灌输反对怠工的思想，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经济管理层。似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当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打破生产纪录，天天在宣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经常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行为。“怠工”几乎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种指控。制造出技术专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煽起对他们的恶感，成了这次审判所要达到的预定战术目标。这样，莫斯科第二次审判就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清洗的序幕。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但他最后以身殉难，［24］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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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忠尼启泽在1937年2月18日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2月25日至3月5日），便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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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若夫在全会上的发言和斯大林最后的总结报告，是把“大清洗”推向高潮的临阵动员。叶若夫用各地各部门破获的案例推动“大清洗”，斯大林则在报告中把打击对象对准了“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的“外国代理人”及其“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他说：“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人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而“一些领导同志”竟“麻痹大意”，不仅不善于分辨这些敌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25］他在全会上这样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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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1938年3月）的整整一年间，是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党政军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拔上来的新人取而代之的一年。“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支持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的稳健派倾向，甚至凡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而加以审查和逮捕。这次清洗触及了各个级别的干部，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层干部。在这前后被镇压的政治局委员，有丘巴尔、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在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而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部，损失最为惨重。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业部门——飞机和船舶制造以及冶金工业等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以至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党的同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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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26］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尔、乌鲍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位最著名的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27］在随后的两年间，从军内消失的共有 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共80名委员），8位海军上将，尚存4位当中的两位元帅（叶戈罗夫和勃留赫尔），16位当中的14位军级将领，以及90%的集团军将领和总计8万名当中的3.5万名军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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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除对各部门领导人和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镇压行动推广到了社会广大阶层中。针对社会阶层的镇压，主要进行了以下专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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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农业集体化中流放“富农”和刑事罪犯施行专门打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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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治局批准文件，这部分人系指，“大部分从前一度从各个省区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后经流放期满又返回本地区的富农和刑事罪犯”。这次行动中，又把他们定为“反苏和破坏罪行的主要罪魁祸首”。指示将这种人分为两类：一类“立即逮捕”，“通过三人小组按行政办案规定予以枪决”；一类对其“登记造册，流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定地区”，“勒令在5天内向中央报送被枪毙的人数和流放的数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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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上报“反苏分子”数字，制定的《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进一步把被镇压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应予立即逮捕并予以枪毙的，第二类应在集中营或监狱监禁8至10年。各地方后来又进一步增补追加镇压人数。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遭到了监禁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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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击所谓“反革命民族分子”的专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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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专门行动，逮捕了所有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德意志族人，并将部分流放国外；还消灭了“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对“由所谓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构”也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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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区的17万多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境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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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采取各种形式镇压的“反革命民族分子”，还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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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洗”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内务部部队护卫下，曾定期到各地巡视，对各共和国和省的党组织进行清洗。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叶若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曾分别到各地视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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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有各种历史问题者实行打击的专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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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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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是在苏维埃国家处境复杂、斯大林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有误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当然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应该说打击面扩大得太大了，以致把大量党内意见分歧和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处理，冤杀、冤捕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大量无辜的人民群众，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军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的人。究竟1936—1938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以前发表的各种数字无疑是大大扩大了。据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这期间受到迫害的共有1344923人，其中有681692人被枪毙。［31］这个数字只是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并不包括各地方档案馆的数据。各地方的情况正在研究当中。被公认是一位严肃研究大清洗的著名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没有接受苏联官方公布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人数，他说：“在我研究的文献中得出的结果是，在1937—1938年遭到逮捕的是3141444人。”［32］他经过仔细筛除，认为其中近250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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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苏联的人口基数较小，当时全苏只有1.5亿人口，这个数目在其全人口中，特别是成年人口中，比例是相当大的。但目前也有一种企图大大缩小“大清洗”受迫害人数的倾向，据报道，俄最近有一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主张，应该只计算被判死刑和被枪决的人数［34］。不过，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俄现行法律相悖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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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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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苏联大清洗中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这涉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属，使人们由此形成的积怨和不满，长期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酵，最后积淀、酝酿成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形成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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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研究苏联的历史也必须研究具体人的活动。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动下行动的。因此我们考察苏联历史，就离不开考察各种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离不开考察受这些思潮推动而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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