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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区的17万多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境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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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采取各种形式镇压的“反革命民族分子”，还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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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洗”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内务部部队护卫下，曾定期到各地巡视，对各共和国和省的党组织进行清洗。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叶若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曾分别到各地视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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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有各种历史问题者实行打击的专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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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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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是在苏维埃国家处境复杂、斯大林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有误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当然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应该说打击面扩大得太大了，以致把大量党内意见分歧和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处理，冤杀、冤捕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大量无辜的人民群众，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军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的人。究竟1936—1938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以前发表的各种数字无疑是大大扩大了。据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这期间受到迫害的共有1344923人，其中有681692人被枪毙。［31］这个数字只是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并不包括各地方档案馆的数据。各地方的情况正在研究当中。被公认是一位严肃研究大清洗的著名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没有接受苏联官方公布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人数，他说：“在我研究的文献中得出的结果是，在1937—1938年遭到逮捕的是3141444人。”［32］他经过仔细筛除，认为其中近250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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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苏联的人口基数较小，当时全苏只有1.5亿人口，这个数目在其全人口中，特别是成年人口中，比例是相当大的。但目前也有一种企图大大缩小“大清洗”受迫害人数的倾向，据报道，俄最近有一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主张，应该只计算被判死刑和被枪决的人数［34］。不过，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俄现行法律相悖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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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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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苏联大清洗中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这涉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属，使人们由此形成的积怨和不满，长期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酵，最后积淀、酝酿成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形成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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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研究苏联的历史也必须研究具体人的活动。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动下行动的。因此我们考察苏联历史，就离不开考察各种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离不开考察受这些思潮推动而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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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从20世纪30—80年代的苏联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30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严重消极后果的作用，苏联形成了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社会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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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思潮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但苏联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其形成和发展起了催化、加速的作用。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一方面，造成了苏联凝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由此铸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这种思潮又以官职等级名册制度形成的特权阶层为载体，二者互相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在这个派别的阻挠下，从战后初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滞、贻误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战后初期的局部改革’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以后的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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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30—40年代清洗、镇压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由此不满情绪发酵而形成改革诉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和战后形势的催化，形成并加强了这一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义的打击迫害，造成阻滞梗塞，回旋激荡，又蓄积了更大的势能。在赫鲁晓夫时期终于有可能爆发而奔泻、喷发出来，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经受压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政见思潮。这种思潮经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民主化”的释放，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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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航船，受到党内和社会上以上两股强大社会政治思潮的双重夹击，因而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葬身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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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改革的进程发生了保守主义思潮、势力同极端民主派思潮和势力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合作社法”和“租赁法”的出台，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一部分人利用经济改革的漏洞，经过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有财产；随着财产的增多，私欲的膨胀，企图把非法财产转化为合法的私人所有，于是，由起初维护体制、反改革的保守派，一跃而转为主张推翻体制的极端民主派。这样，极端民主势力大增，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一派无所倚恃而导致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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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1996. С. 33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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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 //history.clow.ru/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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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见《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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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Ю · Г ·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 · 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R · 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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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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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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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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