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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苏联爆发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量仅是1927年初的75%，粮食收购量的减少对苏联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斯大林没有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上找原因，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定是小农经济束缚了农业的发展。1928年，苏联政府决定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乌克兰农业经济的一贯传统是土地私人所有，农民大多不愿意实行集体化。苏联政府认为，只有在乌克兰推行集体化才能彻底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的问题。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乌克兰农业中集体经济应当达到30%的份额。一开始，苏联政府尚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到1929年秋，乌克兰集体经济仅占其农业经济的5.6%，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仅占可耕种面积的3.7%，只有2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集体化的速度离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1929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快农村集体化的进程。1930年1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的方针。 1930年2月，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的现实情况，强行全盘实行集体化。党的基层干部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反对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牲畜，加入集体农庄。伴随全盘集体化而来的是农村暴力事件增多，由于强迫集体化，农民殴打、杀害村干部和党员干部的事件屡屡发生，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普通农民运用最多的反抗形式是滥杀牲畜，他们认为吃肉，或者卖了比交给国家好。1928—1932年间，乌克兰家庭饲养的牲畜减少了1/2多。当时摆在农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加入集体农庄，要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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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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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农民的偏见几乎可以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之一。斯大林一贯认为，农民的保守性顽固不化，严重妨碍革命变革。消灭富农运动集中体现了斯大林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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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富农是具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阶层。他们保留着乌克兰的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他们对政府提出的集体化运动和粮食征集采取抵制态度，不愿把粮食低价出售给国家，而是希望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富农成为粮食征集制和集体化运动的绊脚石，自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于对于富农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意志，制定了一个“规定”富农标准的文件：“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结果，乌克兰的富农占了农民人数的15%（实际上为3%—5%），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在所难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农村党政干部握有农户的生杀大权，这些人往往依据个人的主观好恶判断是非曲直，制造出一幕幕人整人的悲剧。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铺开。苏联政府向农村派出大批城市工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1929年秋，向乌克兰农村派出大约1.5万人，1930年1月达到4.7万人。不久，又从俄罗斯抽调大量工人到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富农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北方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约有85万人强迫迁到北方，许多人惨死途中，很多青壮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场运动中，富农阶层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盲目屠宰牲口，烧毁农业设施，破坏农业生产工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乌克兰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消灭富农运动总计在乌克兰消灭了30万—50万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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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拒绝施救，听任饥荒的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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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1年1月，乌克兰就有271个区向乌共中央报告了实施粮食征集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32年2月10日，乌克兰农民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乌克兰农村缺少粮食的情况。同时，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在1932年全乌共产党第三次全会上正式宣布乌克兰食品严重不足，并向斯大林通报了乌克兰农业情况很糟的现实，但这一切均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1932年7月，乌克兰的粮食储备情况已引起乌克兰领导人的不安。1932年11月，苏共中央向乌克兰下达命令，集体农庄在没有完成上交国家粮食定额之前，不得向农民发放粮食。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罗曼 · 捷列霍夫在1933年1月中央全会上亲自向斯大林汇报了乌克兰发生饥荒的情况，基辅军区司令员也亲自出马要求中央给予援助。但是，苏联政府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食品帮助，更没有采取措施消除饥荒，或减轻饥荒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继续大量出口粮食。当饥荒在乌克兰蔓延时，苏联政府不仅不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时拒绝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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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苏联政府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封锁消息，动用武装力量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颁布一系列命令，禁止饥民逃离饥荒区，外出谋生。如1932年8月7日发布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禁止居民收集仓库附近和火车站附近的丢弃食品的命令；1933年3月17日和9月1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农民擅自离开集体农庄，外出找工作的命令；1932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国内护照制和饥荒受害人不得擅自迁移的命令。上述做法进一步加深了饥荒局势，造成了更多的人员死亡。1933年春，仅在基辅州的16个区内就发生了123起人吃人和吃死尸的事件，俄罗斯档案馆的材料里记录了上千件吞吃亲生子女的事件，许多农庄变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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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为遮盖事实真相，从俄罗斯等地向无人村移民。1933年春天，苏政府开始从俄罗斯向乌克兰大规模移民。1933年11—12月，从白俄罗斯向乌克兰移民40车厢，从苏联西部地区向乌克兰移民51车厢，从伊万诺夫斯克移民24车厢，从中央黑土地带移民43车厢。移民分别被安置在敖德萨、哈尔科夫、顿涅斯克、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截止到1933年12月23日，苏联政府共向乌克兰移民11.7149万人，很多移民在目睹了饥荒造成的惨状以后，又离开了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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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扎皮林于1989年发表的档案材料，1926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2890万人，1937年的登记人口仅2840万人。10年间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据苏联官方的人口统计，1935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319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2470万人，与 1937年相比，人口减少350万。1933年，全乌克兰出生人数为40.7万人，死亡人数为185.3万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3倍多。这种状况从1933年6月开始，持续了1年半之久。而在以后的10年内，乌克兰一直没有摆脱人口负增长的危机。1927—1931年，乌克兰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260万人，如果不发生饥荒，1932—1933年的死亡人数应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但实际上，1932—1933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为400万人。1933年，乌克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其中290万人死于饥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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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3年间发生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乌克兰1932年的收成虽不如1931年，但粮食产量仅比1926—1930年平均产量低12%，居民的食品供应毫无问题。但是，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粮食，这是一场人为的悲剧，震撼人心。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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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调查委员会在1992年公布的有关材料中确认的饥荒时间。乌克兰政府认为饥荒时间应该从1931年12月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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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9年初，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领导下，乌克兰法院再次启动大饥荒案调查后确定的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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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乌克兰国家科学图书馆有关大饥荒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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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0．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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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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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对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1925年俄共（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过去，我国思想理论界对这一斗争的研究和关注不够，今天重温这一理论争论，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并正确认识当前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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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首先要问，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缘何要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呢？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这一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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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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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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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庸俗社会学，按照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M · 利弗希茨所做的概括，它“主要是在史学、艺术批评、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所做的一种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更广义些说，庸俗社会学就是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的真正侵害，并导致错误政治结论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解。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漫画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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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庸俗社会学就是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形态，只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作为经济和技术作用于一定阶级利益的直接后果，进行简单化的、直观的解释。或者按照《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庸俗社会学观点就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因而把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往往做出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2］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理解，往往把社会阶级看成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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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疑应该对社会现象坚持阶级分析，但应该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不是戴上“有色的阶级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涂上阶级性色彩，或者像庸俗社会学派的文艺学家那样，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而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这些伟大艺术家所做的评价那样。甚至像苏联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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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里，代替真理位子的是集体的经验或阶级的意识，实际上他们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个性主体转变到了阶级主体。庸俗社会学像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潮一样，渗透着极端的能动论。历史主体的非理性的自我表述，在庸俗社会学体系里，就变成了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言而喻，这种主观主义往往掩饰在党性的词句之下，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党性的一种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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