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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65 一般的庸俗社会学也大讲并突显阶级斗争，但它的阶级斗争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更接近于尼采笔下的强者与弱者的厮杀争斗，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学者所描写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某种类乎兽性的搏杀。庸俗社会学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势力为争夺一块面包，为争夺一块土地而进行的种族厮杀，这本身就不是对待各个时代基本阶级矛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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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67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M · 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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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69 把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就是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冒充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各种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被看做直接地、直观地、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地决定于经济，每一个作家都一劳永逸地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好像要永远被牢牢固定在自己阶级的属性上，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定是只能描写自己，只能表现自己本阶级和社会集团。20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就是用这种理论解释作家及其艺术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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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71 庸俗社会学注意的焦点，不是分析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所体现的客观艺术价值。它的主要兴趣是集中于受体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在庸俗社会学看来，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预设的象形符号，其意义是以接受者为转移的一个可变量；每个时代、每种社会、每个阶级，都会把自己独特的意涵灌注进受体阅读的字里行间。一切艺术作品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其存在状况无非有两种：或者是，它们都有其本身客观的核心内容，而受体在千变万化的感受和理解中仍然保持其核心内容不变（因为它们以客观的现实形象为基础），或者是，社会科学丧失了衡量真理的任何标准，无法区分比如艺术真实和其他假象，就连对一些写手们制作的赝品，低俗的读物或者文牍主义的连篇空话，也无法对它们的真伪加以区分。在庸俗社会学活跃的社会环境中，艺术作品和精神文化现象只能处于后一种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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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73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成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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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75 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向农民无限制地征购粮食，农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抵制反抗，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甚至镇压、迫害的有力工具，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庸俗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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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77 庸俗社会学把阶级规定性的原则用来解释社会意识，往往将其扩大化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被做了绝对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应用到社会上，唯成分论成了谈人论事的唯一标准，其恶性发展，就导致到反动的“血统论”。庸俗社会学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载体，因而对他们采取排挤、打击的政策。把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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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79 庸俗社会学在十月革命后相当流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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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81 庸俗社会学作为一种扭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庸俗化的思潮和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几乎贯穿始终的一条又粗又长的思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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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83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成“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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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85 在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把“唯物主义”一词变成了一个套语，当成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以为万事大吉。恩格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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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87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曾表示他与马克思也应对这种情况承担部分责任。他在《致约 · 布洛赫》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则，而且还并不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6］恩格斯在晚年一系列书信中表明，当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庸俗化的情况，在他看来已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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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89 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块的。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传播到了俄国。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激进主义批判，他是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的，他在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此外，特卡乔夫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也把经济唯物主义与边沁［8］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都有相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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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91 庸俗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实证主义观点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有时也受到新康德主义成分的侵蚀。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就连常常同庸俗化保持距离的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也能窥见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的蛛丝马迹。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往往将文化史了解为由社会决定的带有必然性的一系列心理精神状态，而这种必然性就像苹果树要结苹果，梨树要结梨子一样，往往被说成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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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93 普列汉诺夫的片面性，表现在把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任务仅仅限定为从发生学、起源学方面去研究艺术现象，而不允许在文学中用通常标准的方法进行艺术批评。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普列汉诺夫力图“千方百计强调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客观主义，因此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即主观意志的创造性方面注意不够”。［9］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同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有着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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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95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庸俗社会学思潮主要由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M · 波克罗夫斯基、B · 弗里奇和B · 舒利亚季科夫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起过较大作用，但并不总是属于正面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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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97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获得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在苏联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得到的迅速广泛传播，以及部分旧知识分子对它无奈的适应和服从，进一步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使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给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严重危险的现象。在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推动下，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在文化建设方面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达到了特别有害的地步。庸俗社会学采取荒唐可笑的形式，造成了巨大破坏性后果。它鼓吹打倒所有剥削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摈弃所有文化遗产，取消过去的学校，把过去官方的历史学公式完全颠倒过来。这样一来，伪皇德米特里成了当年那个时代革命力量的代表，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彼得的改革，反而遭到了粗暴的否定；十二月党人非但不是捍卫人民利益的英雄，反倒成了地主兼粮食贸易商的代言人。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遗产都丧失了艺术价值，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后者无非是与高等贵族沆瀣一气的中等贵族的代表；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是没有什么人类共同的珍贵艺术价值可言的。后来，“拉普”［10］又接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某些极左观点，进一步以变化了词句宣扬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庸俗社会学为摒弃文化遗产，为各种极“左”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环境。这种极“左”的思想形态，把所有一切都涂抹上了阶级色彩，从宣传消灭过去时代的音乐，到把艺术融入生产和生活的理论（“列夫”［11］的主张），各种论调往往五花八门，离奇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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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9999 从上面不难看出，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片面性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造成其追随者进一步将其发挥、放大了他的失误，而出现庸俗社会学倾向；一是由波格丹诺夫受到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12］社会学的影响，而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应该说后一方面是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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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01 莫斯科大学教授B · M · 弗里奇和B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可以说汇合并承袭了这两股源流。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有一系列颇有名气的文学史专家，比如П · H · 萨库林和П · C · 柯根等学者，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以В · М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个庸俗社会学派，培养出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有才华的学者，这使他们的理论在苏联理论界和文艺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使1928—1930年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并未能铲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数十年间在苏联思想理论界一直存续了下来，而在苏联学校教育传统中保持得最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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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03 庸俗社会学思潮在上世纪20年代最盛行时，实际上几乎成了苏联文艺学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当时，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从彼列维尔泽夫学派到“列夫”，从史学到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都具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口号，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其他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则与“无产阶级文化”无缘，只配受到排挤和打击。“列夫”则鼓吹“生产艺术”，认为唯有这样的艺术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拉普”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融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拉普”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14］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其一派的领导权。“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磨砺阶级斗争的“利刃”，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15］这段话，对“拉普”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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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05 “拉普”宣称，俄共（布）党还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他们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党员作家组织的纲领，应该成为党的文艺纲领，他们的政策应该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代表党的文艺政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的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被列宁委任主办《红色处女地》的负责人）沃隆斯基，为了捍卫党的文艺政策，对“拉普”进行了反击。这一下捅了这个“左派”的马蜂窝。“拉普”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一下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于是，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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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07 在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领导人布哈林和负责国家文化教育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主持下，为俄共（布）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草案，草案于1925年6月1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为反对以“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思潮在文艺阶级性问题上的简单化观点，为贯彻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方针政策，《决议》特别载入了针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一段话：“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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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09 我们知道，无论“无产阶级文化派”，还是“左翼文艺阵线”和“拉普”，其极左的文化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庸俗社会学。这样，在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极左错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庸俗社会学派的抵制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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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11 事实正是这样。大约在1926年或者是1927年，在一次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当讨论到有关中学文学教学特点问题时，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列维尔泽夫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了“直接冲突”。接着，在1928年1月（不是像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说的那样，是在1929年1月［17］）召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当时，以В · M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为首的庸俗社会学派是掌握相当权力的。从1922年建立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学部时起，В · М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就是该学部的正副领导人，1925年改组后，他们两人又分别担任学部主席和学部秘书。他们作为老党员学者，在革命前就发表多部著作，向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他们有一批弟子追随左右，形成了这个日后被称谓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当彼列维尔泽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发生激烈争论后，他和弟子们为维护庸俗社会学派的观点，在1928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们共同发行了第一个《文艺学》文集，在发行文集的同时，还在同舆论界的多次见面会中发表了他们的理论纲领。而此前不久，在高校教师的一个莫斯科会议上，彼列维尔泽夫还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总结性地全面阐述了他们的思想。此外，他还在另一场合向听众讲解，艺术形象的阶级制约性是通过什么机理，怎样具体发生的。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彼列维尔泽夫是一个活跃、固执并带有进攻性特点的学者，他利用当时在舆论界的名气和权威地位，在其坚持的观点上是丝毫不肯退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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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0013 这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派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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