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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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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维护1925年《决议》的重大原则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8年4月30日至5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拉普”代表大会上，针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派的错误，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状况和任务》的报告，［18］拉开了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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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从分析苏联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地位、使命、特点和具体任务。他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学精神”。［19］他特别使用“科学社会学”一语，就针锋相对地同“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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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进行怎样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的、最带规律性的经济关系，首先是劳动的形态。在广泛考察某个时代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努力给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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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又概述、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当问题涉及某一个别作家或作品的情况时，倒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考察根本的经济条件，因为这里特别突显出来了一个恒常起作用的原则……这就是艺术作品只是在非常微不足道的程度上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们依存于生产方式是经过其他中介环节而发生作用的，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和在阶级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心理。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该作家作为表现者的那个阶级的心理，或者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其他各阶级对作家影响而生发出来的某些复杂成分；这也是必须予以关注并进行分析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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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针对的是庸俗社会学观点，并一一进行驳斥的：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卢那察尔斯基则提出了“中间环节”论；庸俗社会学把一切文学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阶级制约性”，卢那察尔斯基则一一作了具体的辩证分析。他没有把作家及其作品钉死在该作家出身的阶级机体上，而是看到了艺术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正是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决议》中所指出的重要原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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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庸俗社会学派分析一切文学现象，都从经济形态和“社会阶级制约性”出发的庸俗机械论观点，提出分析作家及其作品要从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并据此提出了评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标准问题。他反对艺术风格的“阶级制约性”观点，认为“绝不能否认研究文学形式的独立任务”：“事实上，作品的形式不仅是由该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是由若干其他因素决定的”。［23］在这里，他当然是指文学形式（包括风格）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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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所固有的一种方法论十分不满，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仅仅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表现在何处，又是什么意义的恶，其表现何在？”［24］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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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报告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庸俗社会学派的整个理论纲领。这个报告在“拉普”大会上发表后，接着立即于同年6月在其机关刊物《文学岗位》和《新世界》两家大型刊物上刊载，这样，这位教育人民委员，正像他本人所说的，便在“并非听命于任何人的”［25］的情况下，倡导并发起了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这场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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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在1929—1930年全面展开的。在1929年初举行的一次苏联语文专家会议上，苏联文化界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波梁斯基，也加入了同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论争。接着，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相继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举行的专门讨论会上，也发生了同这一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争论。第一阶段批判的高潮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整个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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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经过大体一年左右的间歇，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再次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36年。如果按阶段划分，这是继1928—1930年第一阶段论争之后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批判。正是在这个阶段，先前方向基本正确的学术批判被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开始着眼于上纲上线，政治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本身的厘清和划分，因而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虽持续数年之久，但理论是非并未彻底弄清，所以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不仅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就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时期都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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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大体情况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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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当代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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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所进行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那么，当代应当对它如何认知并作出正确评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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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批判在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无数次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中，应该说是罕有的、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辩论和理论斗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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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对庸俗社会学最集中、最有成效的一次打击，它对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灭了庸俗社会学派的气焰，阻止了庸俗社会学的蔓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由于这一斗争主要是在苏联文艺学领域进行的，所以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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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理论批判的进程也经历了曲折。在争论的第一阶段（1928—1930年），进展是顺利的。卢那察尔斯基把论争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允许论敌答辩，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发表文章和著作的权利。这一正确的方针使斗争避免了扩大化，把重点放在了分清理论是非上，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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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批判的第二阶段（1932—1936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理论斗争为苏联最高领导所利用，被用来打击政敌、改写党史、树立个人崇拜的目的，这样就把原本的学术论争扩大化，扭曲成了政治批判，因而走上了忽视厘清理论是非的错误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清算，造成理论是非厘清得很不彻底（特别是在文艺学以外的领域），为日后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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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清算的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语言学领域。在30年代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人类交际工具——语言，宣布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大肆宣扬语言的阶级性，这使庸俗社会学在语言学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没有稍显收敛的迹象。此外，苏联这个时期不只正确地宣传中小学人文课程的阶级性，还把阶级性特征扩大到化学、物理等自然知识课程领域，赋予自然科学以阶级性。语言学的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而学校教育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则一直延续到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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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学校教育中存在这种倾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以米丁、尤金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一直宣扬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直到40年代末还把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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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批判庸俗社会学的不彻底性，不仅长期侵害到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和教育界，也严重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上世纪50—7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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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仅在文学理论界对庸俗社会学有所批判，有所触及，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在庸俗社会学问题上拨乱反正，因此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和社会上还时有抬头，不时沉渣泛起，或余音回响。近年一股否定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噪音，就是这种状况（庸俗社会学抬头）的反映。因此，在学术理论界以至全社会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补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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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加之因其长期存在而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错误理论及其倾向的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同它进行斗争。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伟大工程的建设中，需要注意纠正两方面的理论倾向，一是纠正从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歪曲和修正，二是纠正从左的方面，即庸俗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扭曲和侵害。离开了同这两种理论倾向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云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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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Лифшиц Mux.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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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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