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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书报监督检查体制，在1922年至30年代初是由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集中实施的。出版总局经由两条途径贯彻俄共（布）中央的书报检查政策：一是“采取行政手段和书报检查追究手段”；二是“采取意识形态压力”。前一措施，包括查禁报刊和出版社，压缩印数和实施罚款，以及对责任人进行法律制裁和审判；后一手段包括同编辑部谈判，给它输送合适的人选，裁除不可用的人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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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政治局1923年的实施细则，对出版物要按其一定倾向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出版物的检查都提出特别的要求。文艺类的作品，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或者有低级趣味的，一律禁止；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类作品，凡是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又面向广大读者的，一律加以查禁；严禁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类书籍，但有学术和实用价值者，限量发行；宗教类书籍只有属于祈祷性质的才许可出版；对青少年读物限制很严，只有能促进“共产主义教育”的才允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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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查实施细则除上述外，还包括“不准出版不应公开的资料（国家机密）和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带有明显敌视性质的文章”，不准许出版“在主要问题上——包括社会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和艺术等等方面，具有敌对性思想”的作品，不准出版低级趣味的报刊、诲淫作品和不良广告等；对文章中“有损害党和苏维埃政权威望的最敏感的文字（事实、数字、评价）”，要加以删除；暂停个别出版物或缩减印数，关闭有犯罪活动的出版社，并对其负责人交法庭或转交地方政治保安局处理。仅从文字上看，这些规定似乎在当时并没有错，但后来被斯大林用来针对党内反对派，就变了味，发生了严重的歪曲和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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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书报检查文件中，还规定了出版总局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切关系。这主要包括：（1）上述各安全部门的政治机构，“要在监视报刊发行、交付印刷、书籍贸易和进出口国境的出版物上，提供技术帮助”。——这里所说的“技术帮助”，主要是指提供警力；（2）在任命出版总局三头目时，对其中一位的任命，必须同国家政治保安局协商确定；（3）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监察部门对已由出版总局实施事前检查予以放行的出版物，再行实施事后检查，并对违法者提起诉讼和没收有关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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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逐渐走向宽松，而是越来越趋严厉，书报检查所包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加广泛。这集中体现在出版总局权力的逐步扩大及其职能的与日俱增上。而随着出版总局权力和职能的扩大，它自身的机构也日益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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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在出版总局下成立了演出和剧目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种演出和各艺术类别目录的监督。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出现，出版总局也承担了对其各项事务的监督。随后，对音乐录音制品的监督，对广告的监督等，也都归入了它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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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禁出版物的数量看，1925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查禁了221部书。1926年禁行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3］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出12588条不能公布的属经济和军事秘密的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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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总局也负责对进出口印刷品的监督，以及对图书馆藏和市场流通图书的检查和管理。出版总局下设国外部，专司对进出境出版物的检查。查禁的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出版物：“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甚至“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5］有权取得有上述内容国外出版物的，只是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所属工作人员，以及特大型学术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只有得到出版总局和政治保安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出版物，但后来这一规定也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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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产阶级”报纸通常还是放行的。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起来。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受歧视，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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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市场流通的图书也进行了大规模严格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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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以人文类图书为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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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检查力度的加大、监督范围的放宽，先后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检查机构协同出版总局履行职能。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政治监督司、海关书报检查处、邮政检查局、艺术委员会、艺术事务管理局，等等。与此同时，出版总局本身的机构也越来越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到1938年，它就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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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出版总局从组建之日起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但仍然不能令联共（布）最高层领导满意，于是，在30年代初又对书报检查机构来了一次大的改组：把书报检查体制由国家机构行使职权，转变到由党的机关实施全面的书报检查。这种转变是同书报检查对象由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相联系的。对于这种从检查对象到检查体制的转变，出版总局第一任局长、前“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在1931年一个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如果说先前我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队伍之外的敌对分子，那么现在，当着实行社会主义全面进攻的时期，我们就不得不将非常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队伍内部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己进行书报检查，所以，监督就将具有两重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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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最早发生在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该决议取消了出版总局对新办重要杂志的审批职权，改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批准；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则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10］扩大党的机关实施书报检查职权的重要步骤，是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作出的。该决议着令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改组出版总局。约一个月后，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文件作出相应决议，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出版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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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报纸，后来在杂志中也设立了政治编辑。政治编辑的职责和任务，由中央政治局1931年4月在其决议中作了规定，其中强调指出，政治编辑对报刊的思想政治审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党的检查机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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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改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建制之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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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判运动中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公式管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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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连续不断的大批判运动，推倒过去的思想理论权威，树立斯大林这个新的唯一的思想理论权威；也通过这种大批判，清除过去的思想理论原则，确立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原则，即由斯大林解释和认可的、实际上是被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管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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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当政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三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或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就《哈萨克斯坦史》发难，展开了对哈萨克斯坦一批史学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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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判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线，就是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主要是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当然，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不是一句空话，这要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所以，通过这一连串大批判，最终是要确立斯大林提出或认可的思想理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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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布哈林，是要为取消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扫清道路，要对所谓“新的实践”所产生的“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有一系列“新的看法”和“新的提法”。［12］透底地说，这就是要改变过去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贯彻斯大林“大转变”后所推行的“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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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德波林及其学派，其目的是使哲学问题变成了为当前政治，为当前现实服务的工具。这就是斯大林通过米丁等人为治罪德波林而提出的论据：德波林的“罪过”在于违背哲学的“政治化”、“现实化”和“党性”要求，而不顾反布哈林“右倾”的现实斗争，钻进了纯哲学的学术问题中去。通过批判德波林，确立了斯大林的哲学理论范式，即把哲学纳入“政治化”和“现实化”的轨道，而将一切理论倾向都归结为政治倾向。这样，就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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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批判、解散“拉普”，并不是为了纠正“拉普”的路线，而是为了打掉同“右倾调和主义”划不清界限、政治上可疑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而建立以原“拉普”骨干和其他文艺“左派”为核心的新的全苏集中统一的文艺团体，推行没有“拉普”的、为斯大林赏识的“拉普”路线。这就为日后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为批判“拉普”所提供的理论公式，是建立全苏大一统的文化艺术领导体制，为确立单调划一的文艺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提供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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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进行的一系列批判，是直接为树立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上与列宁并列的地位，为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准备。由斯大林为其提供党史“分期标准”和编写大纲的《简明教程》，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他的整个思想理论提供了标准教本和理想范式，因此，出版后被推崇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全苏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这为宣传、贯彻、推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为进一步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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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严密控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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