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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措施外，苏共还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来控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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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年，党内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那时，是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来直接负责对意识形态机构的总领导和总监督的。在地方上，则由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以及由它们建立的各种名称的宣传鼓动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只是到1920年8月，党中央才建立宣传鼓动部，专门负责“把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局、中央出版物供应社、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全部抓起来和统一起来”，［13］主要集中对精神文化各领域实行总的领导。在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负责对各地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则由党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负责。党中央下设一个委员会，由它给宣传鼓动部、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青年团下达方针性指示。宣传鼓动部则协调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除这些常设机构外，为完成特定临时任务，还不断设立各种中央临时专门委员会，来集中领导某项工作。革命后建立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框架体系，打下了此后数十年苏联意识形态集中统一的基础。后来各种具体管理机构或有增设和扩大，它们的名称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其由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书记为总管，由中央宣传鼓动部统一集中领导的总体框架体制，一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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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共（布）来说，斯大林时期控制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更加高度集权，对思想文化管控的手段更加严厉。这种手段主要体现于，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各部门，不断制造各种题目，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地开展大批判运动。这种高压、恐吓机制，有效地震慑了文化知识界，使各种知识文化人诚惶诚恐地循着在大批判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公式，亦步亦趋地沿着斯大林规定的思维路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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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间断的大批判运动又是通过高度集权的管控机制推行的。这种管控机制对斯大林来说，包括三条控制线索：一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组织分配部，按照登记造册的官职等级名录，集中掌控党、政和社会团体系统文化意识形态干部的委任调配大权；二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文化宣传部，掌控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报刊宣传、科学研究和党校教学等部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领导大权；三是通过解散“拉普”和20年代存在的几乎一切文化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团体，建立大一统的中央协会统管机制，掌控一切群众社会文化团体。而这三条掌控线索在中央最高层，在30年代前半期都集中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之手；从30年代中期起，一直到1948年则一直掌控在斯大林与日丹诺夫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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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决策和指示，一般都是通过以下机制和程序贯彻执行的：卡冈诺维奇（30年代中期前）或日丹诺夫（30年代中期后）在有关场合亲聆斯大林的有关决策和指示，先由这两人之一召开部门领导人会议直接传达，并作部署，然后由其提名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具体实施贯彻。如果需要根据斯大林的决策和指示形成中央决议，在30年代中期以后，日丹诺夫往往亲自捉笔或令专门委员会起草，再由他修改定稿，然后呈报经斯大林批准、政治局通过，再颁布执行。日丹诺夫档案中保存着不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或正式文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形成的。比如1935年5月13日《关于建立小学、中学和高校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草案［14］，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工作和对高校领导事宜的决议草案》［15］，联共（布）中央1935年2—3月“关于改组中央文化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16］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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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党内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不仅表现在取消了20年代讨论各种文化问题的代表会议，只有由最高领导层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运筹帷幄，决定文化问题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现在党除了对方针政策的指导，还直接具体地涉足了各个文化职能和业务部门。在这10年里，党的各级机构不断扩大，不断增设文化职能、业务部门，出现了一个文化职能业务部门领导权力向党内转移和集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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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这种严密管控意识形态的机制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上半期。只是1953年以后的“解冻”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才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的这一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使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才稍稍有所变化，但上述这一基本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并未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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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约翰 · 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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