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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并且围绕三大运动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都对形成斯大林模式有着重大影响。为此，我们下面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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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1929年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党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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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苏联党内展开的大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而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争论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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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总结，但应看到，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这也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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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被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初步确立，因为这时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最后被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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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也可以说全方位的“大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和这个“大转变”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政策，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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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明朗，并在整个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停止过，尽管表现的形式与斗争激烈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苏联各个阶段状况的变化一般都与两种模式斗争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长期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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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可以认为，1924—1929年是斯大林主义奠定前提的时期。［10］这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比较简单的、有点庸俗的、没有被理解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革命人民中明显地有两派：一派虽然有些左的情调，但仍可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派、革命民主派；另一派是左倾革命派、兵营共产主义派。早期斯大林主义更多依靠的是后一派革命群众。”“兵营共产主义派则是那些被抛弃在最低层、比较封闭的劳动群众，他们憎恨现存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涅恰也夫分子就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无处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们想借助‘火和剑’，借助强大的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当时有一个革命领袖说过：‘如果太阳只照亮资产阶级，那就把它弄灭！’”“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否定的价值和冒险主义方针固定下来了，并且提升为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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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化运动对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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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到战前的1941年，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而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12］第二，在工业化运动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大大加强了，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第三，1929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快速推行，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第四，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不仅一个一个地打败了他的政敌，并且接着30年代搞大清洗，最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领导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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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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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对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在欧俄几个资本主义绿洲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广大腹地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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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间斗争的焦点。在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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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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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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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最后形成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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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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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映生产关系一个重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十分突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斯大林整个经济体制形成过程来看，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形成的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农业集体化显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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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行政命令、强制与暴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把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范围压挤到最低限度。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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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发展农业的模式，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极大地败坏和践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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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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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回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这样保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简要地论述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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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借助强制和暴力，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党群关系紧张，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仅1930年1—3月全苏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16］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已把一个一个的党内反对派打下去。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的情况下，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这就构成了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4年时间里，“大清洗”运动高潮迭起。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斯大林的镇压并没有到1938年结束。大量材料证明，在斯大林逝世之前，镇压一直未停止过。［17］第二，斯大林的镇压并不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在此前已经出现。现在大家都用“30年代大清洗”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特别是其中的1937—1938年，镇压运动规模之大使苏联所有的人震惊。这简直是突然降临在苏共党的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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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可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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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在来争论“大清洗”运动被镇压与迫害的人数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这不具有重要意义。就算是几百万人，难道还少吗？难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为党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至于有人说，被斯大林镇压的人中有真正的反革命，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的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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