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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不要把它说得太复杂了。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内心里充满着渴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想要获得的是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绝对的服从。同时他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造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正是这个原因，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首先冲向中央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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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出现的种种措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斯大林与党的基本骨干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大的变化。党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到了1934年（虽然晚了一点）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是不需要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 · 伊 · 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19］而对于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斯大林来说，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洗清”运动。而爱记仇、疑心重的斯大林，在这个运动中就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为自己破坏法制与践踏民主大开闸门，消灭反对他的政治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与此同时，在全国造成一种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种局势把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在这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是挽救局势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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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搞“大清洗”，用“人民的敌人”等种种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30年代的“替罪羊”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造成国内困境的原因推给“人民的敌人”的头人，说成是由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消灭，对斯大林搞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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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单的分析表明，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一个中心目标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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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凡是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都将被抛弃，凡是他不喜欢的人都将被撤职或消灭。应该看到，30年代的“大清洗”把苏联发展到了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是实践，都已遭到严重的扭曲。麦德维杰夫远在1974年就谈到，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他指出，“那是一场沉疴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20］不幸言中了，由于“大清洗”使得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形成和巩固，并导致最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又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最后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主导性原因。换言之，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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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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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个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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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21］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因此，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时，必须考虑到影响很深的历史传统因素。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以后还指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22］，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3］。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在世界革命名义下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模式，依靠它把政治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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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斯大林个人品性对产生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不可能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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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忽视或否定了特别是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就会忽视斯大林个人的品性特点对在苏联形成的体制模式的特点所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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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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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嫉能和孤僻，则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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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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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把他们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们，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并且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而且加以粗暴的污辱、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24］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25］的气味。”［26］看来，斯大林在科学领导中需要的也是一种以奴隶主义对待理论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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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主观片面，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导致产生一系列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愈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这一切，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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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崇尚暴力、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27］对“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而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把强制与暴力当成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28］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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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妒贤嫉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但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产生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的，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的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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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反映出斯大林的个人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是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反映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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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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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对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原因，分析一下斯大林是如何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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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他们都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种产品经济。但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也有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讲，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和承认价值规律、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牢牢地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也就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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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商品货币设想时，就指出，这种设想，带有一般的、大概的、草图的性质。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后，果断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在货币、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列宁一开始就从允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做起，而对大资本的生产资料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要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性质的经济核算制。但后来很快被实践证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必须后退，从而“……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30］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与发展商业，主要出发点是当时存在大量小生产者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建立国营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联系方式，那么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后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与商业等问题，列宁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列宁毕竟否定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进步。这也为党内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正确理解与对待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布哈林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31］“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重要标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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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大林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他说：“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33］很清楚，斯大林这里说的取消“中介人”就是指取消商业，商业没有了，就不存在商品流通了，那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了。这种思想是他对商品经济的错误看法的必然反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34］也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也急于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尽快消灭在他看来迫使苏维埃从事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小生产者。就这样，斯大林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坚持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可简单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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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在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还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尤 · 波利亚科夫在列宁诞辰120周年前夕举行的讨论会上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剪裁，以便首先能够证明他的学说的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事要略而不计，有些事巧而掩饰，有些事要秘而不宣，有些事则干脆一笔勾销。”斯大林在推行他的政策或提出理论时，“最不光彩的就是，这一切都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做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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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放：《苏联制度宏观研究论纲》，见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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