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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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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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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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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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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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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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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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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阅《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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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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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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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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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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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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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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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苏）《党的生活》199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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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3．“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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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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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走过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超苏联模式”，打倒“四人帮”后，才最终在新时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几乎经历了30年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是经历了对苏联模式的基本实践之后才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国特色”首先是对过去传统的“苏联模式”而言的；同样，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和突破，也首先是对过去传统的“苏联模式”来说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和突破，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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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光辉的思想创造，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对苏联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和因循教条，坚持不断创新，把我国融人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去，这是对封闭禁锢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际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对苏联忽视民生，半个多世纪一成不变地实行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破苏联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是对苏联集权政治、行政命令体制的突破。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是领导全党从体制模式层次上进行改革的，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这些突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正令全世界震惊不已。这些事实向世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有别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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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和突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近年已经赢得了世人的承认，受到国际学术界和一切有识之士的热议和赞赏。当此之际，却有人以捍卫改革方向为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不许触动“苏联模式”，说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就是“可疑”的，还宣称，所谓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一个“假命题”，还说什么提出这种说法是“制造混乱”、“别有用心”、“包藏祸心”、“借刀杀人”。罪名可真不小！若在30年前，这个“罪名”可以吓得人倒抽一口冷气，可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说法就成了一幅漫画，活脱脱勾勒出了说此话者承袭的文化大革命那种“打棍子”、“扣帽子”，惯于置人死地而后快的手法和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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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一位学者，连对苏联史上最起码、最基本的史实、脉络和线索还没搞清楚，竟大胆地谈起苏联史上的分期来了，并且用这个分期法来证明不存在一个“苏联模式”。这位学者说，“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苏联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从赫鲁晓夫始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败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照这位学者的说法，持续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模式了，而且，按他的逻辑，赫鲁晓夫已完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而建立了另外一种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模式。还有，请问：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他们遵循的又是什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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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上述这个论据和逻辑，难道就能推翻“苏联模式”这一学术命题？要想推翻这一学术命题，就首先需要弄清楚，究竟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种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如果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那这个概念和术语，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合理的、不可质疑的；如果它纯系子虚乌有，属于人们凭空杜撰、编造的东西，那这个概念和术语的存在就应当受到质疑。苏联存在69年，斯大林当权30年构建的这个体制模式，赫鲁晓夫10年基本继承的这个模式，勃列日涅夫18年又力图恢复、坚持的这个模式，——它叫什么？世界上成百上千的学者，甚至成千上万人都在谈论它，把它叫做“苏联模式”，把它作为一个铁的事实在讨论，在研究，而且已经写出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别说在苏联解体以后，就是早在苏联解体以前多少年，苏联学术界、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就已提出“苏联模式”这一概念来了。而且，如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史稍微有一点点儿常识的话，就会知道，邓小平恰恰不仅是从当时中国的体制，也是从苏联的体制模式着眼，来思考、设计中国的整个改革蓝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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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的改革。他深刻论述了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发展和兴衰的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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