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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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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85年8月接见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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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邓小平同志这段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把苏联模式看成“僵化了”、“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来着眼改革的，要改掉这些“僵化了”、“落后的东西”。这样提出“苏联模式”有什么“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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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邓小平同志不仅谈到突破，在领导改革的实践中，也确确实实突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关键性的问题。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黑体为引者所加）。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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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我们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吗？这种“突破”为什么就是“假命题”呢？难道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捆绑在一块，将二者混同起来，混淆为一种体制模式，才是“真命题”吗？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混同起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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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很直白地表述了这种“混同”论的观点，就是认为苏联模式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把两种不同理论体系下的形式相同的两种思想观念等同并混淆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两种模式框架下，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多只是字面概念相同，而内容、内涵却是大相径庭的，绝不能把字面概念相同、而内涵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也绝不能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苏联模式中的基本制度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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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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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苏联模式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还是这样的吗？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苏联模式的上述公式来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计划经济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像斯大林式的“专政”一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杀绝，进行“人身消灭”的“专政”，同样不是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尽行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求法制的专政；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民主”和“专政”二者的关系，对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多、更重要的应该是“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把“专政”、“暴力”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所有制问题，我们今天也不是实行单一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混合所有制。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样看来，难道还能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完全混同吗？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混淆不得、也混同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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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这种“混同”论的人，还指责什么，讲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为何“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怎么，在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难道不允许继续深入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吗？对于20世纪苏联崩溃这样一件世纪性的重大事件，难道到现在就已经把问题讲深讲透，穷尽了真理，不许人们再讲了吗？中国的改革开放，“革”的“对象”是什么？难道不是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是什么？由于中国过去基本“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我们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是对苏联模式而言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拿苏联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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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同”论的宣扬者，还指责什么，“突破”论“命题”，“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这种论调不打自招，暴露出在该论者心目中，苏联模式就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它捆绑在一起，死拉在一起，非要把中国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不可；同时，也暴露出他们“非黑即白”、“非驴即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好像一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非“突破”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不可，仿佛世界上除了苏联模式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余地了；仿佛除了这两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就不允许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存在的权利，非要把它贴附在某种其他模式上，成为其他模式的附属品不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决定这种论者的思想是僵化的，因而他们不顾苏联模式曾有过的诸多弊端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心死守苏联模式，不许人们对它触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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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混同论”者在文章标题中以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为名，宣称要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但是在文章中却对《共产党宣言》一字未提，更未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任何论述，却集中在维护苏联模式上大做文章，这给人们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苏联模式就是他心目中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要“共命运”的并不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他一点不许人们触碰的、千般维护万般呵护的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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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突破”论，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这方面与“混同”论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们认为，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斯大林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宣扬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也越尖锐；他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化，只讲专政，不讲民主，更把专政暴力绝对化。所以苏联发生把列宁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混同”论者把苏联模式看成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现，所以不允许人们去触碰这种体制模式，他们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共命运”。我们奉告“混同”论者先生们这种“命运”是“共”不得的，因为苏联模式的“命运”并不妙，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就是明证。你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共命运”，是要把中国改革拉到何处去，不是很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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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主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是邓小平理论，其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包括苏联体制模式在内的过去的旧体制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体制模式层次着眼，是对苏联模式这种“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体制模式，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曾发生相当影响，它没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并赋予鲜明时代特色，所以，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苏联的体制模式不仅在苏联曾造成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遭受惨重损失的当今时代，必须突破苏联模式而探索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产物。它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才能焕发出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能在这样短短的30年间把中国从一个濒临危机边缘的贫穷的中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繁荣强大的现代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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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是“僵化了”的、“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东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同”苏联体制模式的做法，就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去，这只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开倒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共命运”，葬送中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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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死抱住苏联模式不放，要与之“共命运”，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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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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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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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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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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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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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4．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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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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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没有很好总结、甚至错误总结苏联的教训，犯了许多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曲折的实践让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前发展，必须抛弃斯大林模式。但是，我国理论界总有一些人，对斯大林模式念念不忘，竭力为之辩护，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对斯大林模式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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