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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5到1916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书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国际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卡特尔，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殖民地争夺与分割世界的斗争等等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在于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涉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晚于布哈林，显然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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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对它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前途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长文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多篇短文。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粗暴歪曲，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批判社会爱国主义，他在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同时，也要“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有误解，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实际上，炸毁国家是恩格斯的用语。分歧存在的时间很短，到1917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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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布哈林同列宁的真正分歧是在最高纲领和民族问题上。当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已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直接提上日程，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布哈林在自传中说，“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而这时候列宁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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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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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获悉革命的消息后，布哈林立即取道日本回国，当选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布哈林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问题上的动摇，是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布哈林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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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到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曾专门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布哈林本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会上有不同意见。列宁希望布哈林从事经济工作，他说：经济会议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斯塔索娃认为，经济会议是极端需要布哈林的，但《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对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同《真理报》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反正也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2］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他主持下的《真理报》比较生动活泼，可以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担任政府工作的，这使他能较为集中地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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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在各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权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以后，苏俄开始同德国和谈。鉴于苏俄经济破坏、士兵厌战、军队瓦解，列宁主张尽快同德国达成协议，缔结哪怕是屈辱的和约。当时持极端激进观点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同德国媾和。他认为拯救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特别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俄国必须用革命战争的烈火点燃西欧的革命。其实，在指望国际革命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知道，为了保存俄国这个国际革命的基地，必须用空间去换取时间，赢得喘息时机，以便积聚实力，东山再起。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的言行，使苏维埃政权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等也持“左”的观点，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更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勾结，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布哈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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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本是《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列宁认为，《共产主义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本书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知识的入门书。《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此书表明，布哈林是最早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为此书写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此书的“出色质量”，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缺点。这两本书都写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过渡时期经济学》可以说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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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却越搞越厉害，达到其顶点。也正是在此时期，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到处爆发农民暴动。1921年春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其顶点。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俄共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也了解当时局势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的政策，承担起阐述、发挥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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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全党一起作了“冷静的自我批评”，“幼年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破灭，建立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幻想的破灭。他开始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情的新认识，表明布哈林真正抛弃了“左”的激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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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列宁卧病期间曾同布哈林有过多次深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来布哈林写进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布哈林转达说，列宁认为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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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上有过争论和分歧，列宁始终给予布哈林以极高的评价。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之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对党内的6名领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给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极高的估计，说布哈林（还有皮达可夫）是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不过，列宁对所指出的缺点做了很大的保留，他随即补充说，这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此“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3］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是列宁根据自己同布哈林的接触交往得出的看法，并非对布哈林的盖棺论定。1926年布哈林在一次未公布的讲话中说，他完全记取了列宁的批评，并彻底摆脱了托洛茨基式的“高谈阔论”。［4］历史证明，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表现，完全证明他记取了列宁的意见，学好了辩证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最好的一个。这使他在临刑前写给妻子的信中敢说，他在狱中所著的《哲学短篇集》，“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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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和发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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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布哈林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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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1924—1927年同托洛茨基派、1928—1929年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写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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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政策，是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扩大商品流转，通过市场关系加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同时也通过市场关系和竞争逐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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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存在小生产，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搞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关系。而既然存在市场关系，就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服务，制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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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布哈林依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而在过渡时期它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向计划调节过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消耗规律将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根据劳动消耗规律，布哈林要求经济领导注意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动的平衡，工农业之间要实现平衡发展，工业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要实现平衡发展。因此，他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片面地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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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既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当做殖民地来剥削，也反对斯大林的“贡税”论。他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可以也应该取自农村，但不是用剥夺的办法，而是用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农村富裕了，就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号召农民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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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列宁所说的合作社，它是农民易于接受，乐于参加的组织，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引导农民从生产上组织起来。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他反对斯大林无视个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搞强迫集体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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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为过渡时期设想了一条和平、渐进的有机发展的道路。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后，国内战争即为国内和平（公民和平）所代替，新社会开始有机地进化发展，即长入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须再搞第二次革命，对城乡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逐步排挤以至消灭。布哈林设想的这条道路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提法是截然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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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派争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开始同斯大林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反对把征粮的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不顾后备资源的条件，超高速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反对要农民交纳“贡税”的理论，反对中断新经济政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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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逐渐形成了多数，布哈林以及观点与他相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被打成“右倾集团”，或称“布哈林集团”，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29年4月中央全会撤消了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联共四月全会的决定。11月联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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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就参加了领导工作，是历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包括《共产国际纲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之后，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直接参与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被撤职是联共党内的分歧造成的。联共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扩大到共产国际，株连了一大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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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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