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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被排斥出领导圈之后，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对苏联的最高决策已没有多大的影响。在1930年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起初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后，该局划归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制订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布哈林出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成员和负责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一个委员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际一些，这也许有布哈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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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联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2月21日，他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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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布哈林出席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就苏联的诗歌问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早在1925年，布哈林主持起草了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主张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自由竞争，无产阶级作家不能靠垄断，而要用作品去争取领导权。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布哈林坚持他在2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政策，反对强制性的指令，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和在创造性的探索方面开展广泛的竞争。报告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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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苏联成立宪法委员会，起草新的宪法。布哈林是委员之一，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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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底至4月下旬，布哈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奉命赴巴黎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事宜。但由于对方要价太高，而斯大林又坚持压价，不舍得花钱，谈判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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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遭暗杀，这是基洛夫在党内和国内威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在国内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镇压。1936年8月举行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的审判。8月15日各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束基洛夫谋杀案的审判和惩办有关人员的通报。8月22日《真理报》发表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对布哈林等人进行审查。没有查到什么东西，9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称：“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证据，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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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8月初布哈林已到南方帕米尔度假，所以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返回莫斯科后，他就再没有去《消息报》上班。他的境况越来越糟。12月2日公布的宪法委员会名单中已没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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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第一任妻子是娜捷施达 · 卢金娜，是在革命前结的婚，后来长期卧病，于20年代初离婚，但一直同布哈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在布哈林受审查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党证退给了斯大林，并在给他的信中声明，鉴于对布哈林指控的性质，她认为还是留在党外为好。她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被捕时服毒自杀未遂，没能逃脱被枪毙的厄运。第二任妻子是经济学家艾斯菲尔 · 古尔维奇，生有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由于她的要求离婚。布哈林被捕后，她和女儿也未能幸免，先后被捕流放。1934年初，布哈林同安娜 · 米哈伊洛夫娜 · 拉林娜结婚，并于1936年5月生了个儿子尤里。结婚时布哈林46岁，拉林娜只有20岁。这个年龄差距使布哈林身后有一个为他平反奔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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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哈林的迫害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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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初，布哈林参加中央全会。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托派和右派反苏组织》的报告，力图证明“右派”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地下组织”，领导这一组织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6］他还指责布哈林参与组织暗杀基洛夫的阴谋。面对这种诽谤，布哈林要他“住嘴”，并对斯大林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的言辞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在历史上的功绩。会后布哈林曾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否定对自己的诽谤，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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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真理报》发表不署名文章《右派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回顾1925年以来的反布哈林的斗争。1937年1月17日《消息报》主编正式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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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中央于1937年2月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会议，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2月16日，布哈林开始绝食。他的绝食成了新的反党罪行，被列入全会议程。于是布哈林决定边绝食，边出席全会。在赴全会前夕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著名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让她熟记在心头。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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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向无产阶级的斧钺低头，无产阶级的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在恶魔的机器前我感到无能为力。契卡的优良传统已逐渐成为过去。而现在叫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契卡原来的威望，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为追求奖章和荣誉，干尽最卑鄙的勾当，而他们不懂得，它们同时也在消灭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鄙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这个机关也会立即找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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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这无辜的脑袋还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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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8岁入党，我毕生的目标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载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 · 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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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解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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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定把我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我请求新的、年轻的、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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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上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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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终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措施。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布哈林等人被直接从全会投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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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年的铁窗生活里，布哈林写了三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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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是《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早在20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专著，已经开了一个头，但事情太多，一直没有时间继续下去。30年代初，他开始收集资料，包括法西斯文化的资料，为写作作准备，终于在狱中的“空闲”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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