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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布哈林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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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1924—1927年同托洛茨基派、1928—1929年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写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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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政策，是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扩大商品流转，通过市场关系加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同时也通过市场关系和竞争逐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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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存在小生产，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搞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关系。而既然存在市场关系，就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服务，制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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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布哈林依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而在过渡时期它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向计划调节过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消耗规律将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根据劳动消耗规律，布哈林要求经济领导注意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动的平衡，工农业之间要实现平衡发展，工业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要实现平衡发展。因此，他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片面地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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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既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当做殖民地来剥削，也反对斯大林的“贡税”论。他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可以也应该取自农村，但不是用剥夺的办法，而是用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农村富裕了，就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号召农民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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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列宁所说的合作社，它是农民易于接受，乐于参加的组织，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引导农民从生产上组织起来。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他反对斯大林无视个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搞强迫集体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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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为过渡时期设想了一条和平、渐进的有机发展的道路。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后，国内战争即为国内和平（公民和平）所代替，新社会开始有机地进化发展，即长入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须再搞第二次革命，对城乡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逐步排挤以至消灭。布哈林设想的这条道路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提法是截然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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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派争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开始同斯大林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反对把征粮的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不顾后备资源的条件，超高速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反对要农民交纳“贡税”的理论，反对中断新经济政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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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逐渐形成了多数，布哈林以及观点与他相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被打成“右倾集团”，或称“布哈林集团”，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29年4月中央全会撤消了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联共四月全会的决定。11月联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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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就参加了领导工作，是历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包括《共产国际纲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之后，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直接参与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被撤职是联共党内的分歧造成的。联共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扩大到共产国际，株连了一大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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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与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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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被排斥出领导圈之后，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对苏联的最高决策已没有多大的影响。在1930年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起初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后，该局划归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制订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布哈林出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成员和负责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一个委员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际一些，这也许有布哈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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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联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2月21日，他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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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布哈林出席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就苏联的诗歌问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早在1925年，布哈林主持起草了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主张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自由竞争，无产阶级作家不能靠垄断，而要用作品去争取领导权。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布哈林坚持他在2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政策，反对强制性的指令，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和在创造性的探索方面开展广泛的竞争。报告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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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苏联成立宪法委员会，起草新的宪法。布哈林是委员之一，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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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底至4月下旬，布哈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奉命赴巴黎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事宜。但由于对方要价太高，而斯大林又坚持压价，不舍得花钱，谈判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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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遭暗杀，这是基洛夫在党内和国内威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在国内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镇压。1936年8月举行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的审判。8月15日各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束基洛夫谋杀案的审判和惩办有关人员的通报。8月22日《真理报》发表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对布哈林等人进行审查。没有查到什么东西，9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称：“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证据，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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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8月初布哈林已到南方帕米尔度假，所以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返回莫斯科后，他就再没有去《消息报》上班。他的境况越来越糟。12月2日公布的宪法委员会名单中已没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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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第一任妻子是娜捷施达 · 卢金娜，是在革命前结的婚，后来长期卧病，于20年代初离婚，但一直同布哈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在布哈林受审查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党证退给了斯大林，并在给他的信中声明，鉴于对布哈林指控的性质，她认为还是留在党外为好。她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被捕时服毒自杀未遂，没能逃脱被枪毙的厄运。第二任妻子是经济学家艾斯菲尔 · 古尔维奇，生有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由于她的要求离婚。布哈林被捕后，她和女儿也未能幸免，先后被捕流放。1934年初，布哈林同安娜 · 米哈伊洛夫娜 · 拉林娜结婚，并于1936年5月生了个儿子尤里。结婚时布哈林46岁，拉林娜只有20岁。这个年龄差距使布哈林身后有一个为他平反奔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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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哈林的迫害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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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初，布哈林参加中央全会。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托派和右派反苏组织》的报告，力图证明“右派”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地下组织”，领导这一组织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6］他还指责布哈林参与组织暗杀基洛夫的阴谋。面对这种诽谤，布哈林要他“住嘴”，并对斯大林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的言辞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在历史上的功绩。会后布哈林曾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否定对自己的诽谤，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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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真理报》发表不署名文章《右派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回顾1925年以来的反布哈林的斗争。1937年1月17日《消息报》主编正式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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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中央于1937年2月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会议，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2月16日，布哈林开始绝食。他的绝食成了新的反党罪行，被列入全会议程。于是布哈林决定边绝食，边出席全会。在赴全会前夕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著名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让她熟记在心头。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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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向无产阶级的斧钺低头，无产阶级的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在恶魔的机器前我感到无能为力。契卡的优良传统已逐渐成为过去。而现在叫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契卡原来的威望，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为追求奖章和荣誉，干尽最卑鄙的勾当，而他们不懂得，它们同时也在消灭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鄙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这个机关也会立即找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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