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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这无辜的脑袋还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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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8岁入党,我毕生的目标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载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 · 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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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解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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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定把我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我请求新的、年轻的、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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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上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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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终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措施。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布哈林等人被直接从全会投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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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年的铁窗生活里,布哈林写了三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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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是《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早在20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专著,已经开了一个头,但事情太多,一直没有时间继续下去。30年代初,他开始收集资料,包括法西斯文化的资料,为写作作准备,终于在狱中的“空闲”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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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是《哲学短篇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断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保管好此书的手稿,说“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其他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在这本著作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像样的哲学著作问世,如果把本书同不久后大吹大擂地推出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下,不难看到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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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狱中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时代》,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可惜没有能够写完,只写到20世纪初。这部小说继承了俄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展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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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著作以及一些诗篇的手稿没有交给布哈林的妻子,而是被锁进斯大林的保险箱。它们的唯一读者大概只有斯大林一人,半个多世纪后经多方搜寻才得见天日,这时候苏联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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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判。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的闹剧,一切都事先安排好,公开审判仅仅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举。在法庭上布哈林尽管做了某些抗争和申辩,否定了某些强加于他的罪名,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这件案子本身,他抽象地承认了所有加之于他的罪名,因此,他也无法逃避他早就做好思想准备的死亡的结局。正如布哈林在其遗言中所说的,面对“恶魔的机器”,他无能为力。“这台机器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因而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胆大妄为”。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布哈林等“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案犯死刑。15日,布哈林在托木斯克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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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培养和造就一个自己的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当之无愧的领袖颇需时日,然而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物,只在顷刻之间!布哈林之死是无产阶级的悲剧,是社会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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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把熟记心头的布哈林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写下来,并于1961年交给苏共中央。为给布哈林平反,拉林娜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和苏共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提出申诉,一些老党员也曾提出给布哈林平反的要求,但都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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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求为布哈林平反。1988年,布哈林获正式平反!顺便说一句,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初就从政治上、理论上为布哈林翻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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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法庭是公正的,“历史的过滤器”清除了加在布哈林头上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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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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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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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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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政治教育》198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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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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