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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这无辜的脑袋还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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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8岁入党，我毕生的目标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载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 · 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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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解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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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定把我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我请求新的、年轻的、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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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上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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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终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措施。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布哈林等人被直接从全会投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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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年的铁窗生活里，布哈林写了三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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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是《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早在20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专著，已经开了一个头，但事情太多，一直没有时间继续下去。30年代初，他开始收集资料，包括法西斯文化的资料，为写作作准备，终于在狱中的“空闲”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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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是《哲学短篇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断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保管好此书的手稿，说“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其他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在这本著作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像样的哲学著作问世，如果把本书同不久后大吹大擂地推出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下，不难看到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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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狱中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时代》，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可惜没有能够写完，只写到20世纪初。这部小说继承了俄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展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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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著作以及一些诗篇的手稿没有交给布哈林的妻子，而是被锁进斯大林的保险箱。它们的唯一读者大概只有斯大林一人，半个多世纪后经多方搜寻才得见天日，这时候苏联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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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判。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的闹剧，一切都事先安排好，公开审判仅仅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举。在法庭上布哈林尽管做了某些抗争和申辩，否定了某些强加于他的罪名，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这件案子本身，他抽象地承认了所有加之于他的罪名，因此，他也无法逃避他早就做好思想准备的死亡的结局。正如布哈林在其遗言中所说的，面对“恶魔的机器”，他无能为力。“这台机器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因而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胆大妄为”。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布哈林等“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案犯死刑。15日，布哈林在托木斯克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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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培养和造就一个自己的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当之无愧的领袖颇需时日，然而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物，只在顷刻之间！布哈林之死是无产阶级的悲剧，是社会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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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把熟记心头的布哈林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写下来，并于1961年交给苏共中央。为给布哈林平反，拉林娜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和苏共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提出申诉，一些老党员也曾提出给布哈林平反的要求，但都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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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求为布哈林平反。1988年，布哈林获正式平反！顺便说一句，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初就从政治上、理论上为布哈林翻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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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法庭是公正的，“历史的过滤器”清除了加在布哈林头上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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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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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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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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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政治教育》198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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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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