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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一个革命政权，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要让全世界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的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他估计，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然而，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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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流行一种说法，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托洛茨基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列宁说，“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5］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其次，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其实，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1918年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提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这是列宁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得到通过。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当时有19人与会，有表决权的是15人。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对8票被否决。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他在1918年1月19日的中央会议上说：“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在2月23日的会议上又说：“可以不签订（和约），但开始和谈。”［6］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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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这就是世界革命，都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问题是各派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不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方针策略也就不同，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无论是主和的列宁，主战的布哈林，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是志同道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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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中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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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托继任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这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游击作风，保证了红军的胜利。可以说，在3年战争中，哪个战场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高尔基在《列宁》一书的初版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7］建立一支正规红军，反对“游击作风”，使用旧俄军事专家，是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他的主张遭到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的抵制，而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顺便说一下，有些人称托洛茨基为“红军总司令”，事实并非如此，总司令另有其人，托洛茨基担任的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受他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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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及时解决迫切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是政治局的前身。1919年12月，中央决定设立政治局，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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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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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当时机车损坏，燃料缺乏，劳动纪律涣散，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采取军事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他于11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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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工会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个新课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因此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8］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再后来，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干什么了。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党的十大的决议中也没有予以否定，那里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决议指出：“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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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工会的提法。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出现了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成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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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列宁的提法是：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在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布哈林出来打圆场，搞“缓冲”和“折中”，说“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俄共的文献看，确实两种职能、两种提法都是存在的。工会的国家化被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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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工会还有一种功能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被忽视了，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梁赞诺夫曾提出，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不是用罢工的方法。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提法，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10］但是，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纲领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一派的注意。我们看到，随着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发展，随着个人独裁的加剧，列宁所指出的工会的这一保护任务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点是当时还感觉不到的，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样，保护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就成了具有同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在夺得政权时所没有想到的。可惜的是，列宁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论点在苏联的实践中，在工会理论著作中都没有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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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的争论在党内引发了大量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纲领。最后，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种派别林立，就某一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的现象，严重妨碍了日常工作，妨碍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而派别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党的统一。有鉴于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决议中的第7条规定，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条当时没有公布，这是考虑到这是一项临时措施，希望备而不用。然而这一条规定后来却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一根大棒，大量中央委员以至政治局委员，稍有不同意见，就在“派别活动”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其实，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废除任命制，实行各级干部的选举制，定期报告工作制，等等。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对党的决定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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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和工业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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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其成果是1920年2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托洛茨基指出，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1）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计所得税）。（2）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不难看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是，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托洛茨基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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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末期，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粮食征收制。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行动表达了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广大群众对“一党专政”的不满，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暴动虽然被红军镇压下去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又旧事重提了。党的十大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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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曾经被看成是代表党的观点的文件。1922年11月14日列宁在《致北美俄国侨民》中写道：“凡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11］11月2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去信说：“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某些提法恰到好处，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12］列宁的这两段评语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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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委托的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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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底起，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年3—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这以后由于列宁健康欠佳，不能经常视事，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错误。首先是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斯大林对持异议的某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建议，但心中并不服气，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是官僚主义泛滥，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担负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农检查院工作不力，有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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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病中的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13］同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14］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15］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相反地，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并最后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6］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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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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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反对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党的十二大上，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年3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这就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掌握党政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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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托洛茨基在为俄共十二大准备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专门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由于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他同时警告，由于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要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17］得到十二大批准的这个报告提纲为今后苏联的计划经济提供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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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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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秋，俄共围绕“新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新方针”的争论是以托洛茨基的系列文章《新方针》得名的。这场争论存在权力争夺成分，但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论，那么可以说它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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