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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放得比较开,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要在全党实行“工人民主制”,取消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实行的“战斗命令制”。十大还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禁止派别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够防止派别活动,但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扼杀党内民主。问题就在于在实践上很难区别不同意见与派别活动的界限。尽管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取消任命制,然而在实践上任命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忧虑。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政治局的多数派改变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展开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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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指责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抗议国家安全机关插手党内事务,同时指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恶化,经济缺乏领导,混乱来自上头。接着,46名党的著名活动家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认为党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党内关系方面领导不当,要求“改变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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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的反击,展开全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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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18]。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由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警告“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被看成是实行“新方针”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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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他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指出“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才能消除派别活动的危险。1924年1月,托洛茨基把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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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是在实行“新方针”之后,党内争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一方打棍子、戴帽子,《真理报》不断刊载各地会议通过的声讨决议。给托洛茨基戴的最大一顶帽子就是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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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变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给反对派戴上“背离列宁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之类的帽子。1924年1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客观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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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显然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担心的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间的冲突会带来的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不希望他们两人之间闹摩擦和冲突,而希望两人能合作共事,因此主张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然而,列宁的这些嘱咐未能防止这类悲剧的出现,竟然在列宁最后时日掀起了冲突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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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是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是要争取党内民主,大家都说需要民主,然而却以不民主的办法结束,这就是列宁以后的党内生活的可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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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这场争论持什么态度?那时列宁在哥尔克养病,已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但从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1月7日至12月,列宁不断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中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报纸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19]列宁对会议的关心,特别是它的“激动不安”,是值得注意的。也许可以说,列宁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最后死亡,是同党内斗争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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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去世后不久,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20]这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的简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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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三驾马车”的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犯有错误。这是直接向“三驾马车”发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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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俄国革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在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提出了十月革命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十月的教训》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以一贯严谨的作风,有根有据地摆事实,谈理论。对他所作的评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伪造歪曲。此文以及他后来写就的《俄国革命史》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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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教训》加上回忆列宁的《论列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当时叫“书面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是现实问题,是权力问题。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出手了,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扮演了温和的折中角色,反对“割除”的流血政策。结果以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了结。这正是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结果。他先是以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的军职,不久除去伏龙芝,安排亲信伏罗希洛夫掌握军权。被削去军权的托洛茨基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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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季联盟与托洛茨基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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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5年这一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参加这一派的甚至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个内部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派别,只有两点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一个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另一个就是反对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托洛茨基暂时按兵不动。直到1926年初托洛茨基才下决心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这就是有名的“托季联盟”。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联盟,促成他们从相互攻击到握手言和,主要有两点——理论上季诺维也夫等不同意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同斯大林的合作,深知不能与此人共事。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这样,托洛茨基同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结成了为时已晚的联盟——“托季联盟”。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羽翼丰满,在组织上严密地控制了党的各级组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由于长期互相攻击,互揭老底而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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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就具体政策而言,则“托季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都显得过左和极端。它们要求高速度工业化,要求打击以至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和城市的耐普曼。他们把布哈林看成是“右派”,而把斯大林看成是“中派”。因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把斯大林看做是可以争取的盟友。这样他们的斗争方向就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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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争论归争论,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内在一致的东西。1929年在联共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曾列举了对他布哈林的六项指责:(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只靠富农;(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手下的卡冈诺维奇则回答说,“对你来说这张清单是正确的”。布哈林当即指出,这几项指责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十五大的政纲。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对布哈林的指责是相同的。从后来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以及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尽管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从根本上说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以致后来有人说,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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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诺维也夫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联合得太晚了。如果在列宁逝世后他们立即联合起来,执行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上提出的建议,借助列宁的权威,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也许会大大改观。而自纪念列宁吸收了25万新党员之后,党的成分大大改变,各级机关已安插上大量斯大林的人,整个组织系统完全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这个党已开始听命于斯大林一人。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机关”取代党本身已经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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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1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托洛茨基从这里继续领导反对派的活动。1929年1月被驱逐出国。那时候还没有对反对派开杀戒,主要的惩罚是驱逐出境,这使托洛茨基得以保全性命,甚至随身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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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期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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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初起,托洛茨基开始了最后一次长期流亡生活。他先后流亡土耳其(1929—1933年),法国(1933—1935年),挪威(1935—1936年)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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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从事著述工作。从1929年到1940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记叙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解剖苏联社会和联共的《被背叛的革命》,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因遇害而未最后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其次,进行组织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留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然后逐渐扩大到国外的托派,最后成立第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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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项工作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历史著作和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托洛茨基本人是俄国许多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又拥有大量在苏联严格保密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他的历史著作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而他关于苏联现实问题的著作,由于他是过来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对苏联的现实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分析苏联问题的著作具有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度。他在1936年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对苏联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至今对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仍然有参考价值。他的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尽管笔下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仍然不失为一本材料相当丰富,内容基本可信的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加上他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和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不能简单地以“反苏”、“反共”来概括,并且应当说,托洛茨基从来不反共,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也没有放弃,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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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共产国际的否定有他的道理。列宁逝世之后共产国际推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把共产国际变成联共(布)的一个支部,变成单纯的保卫苏联的工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瞎指挥,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凡此等等,越演越烈。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批评是对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共产国际早期的“世界革命”方针,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方针还在列宁生前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第四国际把各国的极左分子组织在一起,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鼓吹世界革命,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施,他们的组织始终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织。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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