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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是对斯大林的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 · 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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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逃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 · 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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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和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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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托洛茨基在理论思想领域出名的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其基本主张是：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孤立无援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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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为实现托洛茨基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环境，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体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托洛茨基的设想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时候列宁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在8个月之后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无产阶级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确实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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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并没有被看成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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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1924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并不存在分歧，分歧是从斯大林修改自己先前的观点引起的。在此之前，斯大林本人也是认为苏联单独一国，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次，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的谈到“共同胜利”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因此不可能像斯大林所说的，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下，在第二国际存在一个共同胜利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斯大林对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论断的引证也是牵强附会的。列宁那里所说的仅仅是一国可以首先开始革命，夺取政权，而没有涉及“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为论证自己的新说法，斯大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删除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语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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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把“不断革命”论发挥成3点：（1）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的。（2）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同和平改革相互交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不断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结束。民族革命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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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是托洛茨基既有的观点，第二条并非他原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涵。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倒不如像布哈林所说的，应当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长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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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客观形势就显示出，指望世界革命拯救俄国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需要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它就不会灭亡。在20世纪，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一切有关预言落空。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他也是世界革命论者，但当他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的时候，立即把希望转向东方，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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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仍有可取之处。他看到了各国和各地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存在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闭关自守的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仅需要欧洲几个最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在此之前还必须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利用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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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行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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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经济主张和斯大林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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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托洛茨基始终坚持计划经济、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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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在20世纪20年代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鼓吹者，经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然而他没有看到，计划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也难以制定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的经济计划。把计划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是一个理论和认识的误区。在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要使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市场，不能脱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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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物质条件来说，工业化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以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的任务是在东方落后国家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的补课任务。托洛茨基是苏联工业化的倡导者，主张高速度发展工业，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20年代，托洛茨基主张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8%—20%，被斯大林斥之为“超工业化”，但时过不久，斯大林又指责这个速度为“投降主义哲学”。［23］因为这时候，斯大林规定的工业增长率大大超过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超超工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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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工业化采取了不顾苏联的国情，盲目的高速度的工业化，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并且其成果仅仅是国家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全面工业化，农业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严重的抑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尽管托洛茨基可以说，这是一面扭曲变形的镜子，也许由他来实施情况会好一些，但未必会有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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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农业集体化，这同列宁当年所说的合作社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全盘集体化。这实际上也是大体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但是，看看斯大林集体化的后果就可以大致估计出等待着托洛茨基的集体化的是什么东西了。问题在于，在落后的苏联，在20年代几乎不存在富农阶级，因为通过国内战争时期贫农民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已经不再存在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所谓富农，多半是些善于经营的、基本上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中农，甚至贫农。这些人的生产经营对当时城乡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20年代末，没有任何理由去消灭他们。列宁提倡的合作社同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里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人，他们的地位是独立的。而从苏联的实践看，集体农庄仅仅是一种为保证政府得到它所需要的粮食的连环保组织，农民在这里除了双手以外基本上一无所有。农民，现在叫农庄庄员，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没有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甚至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不能随意到城市去打工。政府也不保障他们的温饱，对许多集体农庄政府只管收粮，庄员只能靠一小块宅旁园地养活一家。至于集体化过程中大批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被划成富农流放，农民们大量杀猪宰羊，造成农村牲口的大量减少，那就不必说了。其直接结果是连续两年的大饥荒，其远期后果是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直至50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可以说，集体化消灭的不是“富农”，而是几乎全体农民。从斯大林的集体化实践，也不难看到托洛茨基主张的集体化的后果。自然，也许会有所不同，例如少一些强制和暴力，但总的情况或者方向，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集体农庄这个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不是一种能够解决农业问题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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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为数不多的几项措施。可以说，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东西，大体上没有违背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可惜的是托洛茨基这种教条式的坚持，脱离了俄国的现实。他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一种倒退。因为到20年代，布哈林已经摆脱了左的极端主义，开始正视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他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集体化方针，反对对农民使用强制和暴力，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政策，主张让农民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号召他们“发财”。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保持农轻重的合理比例，反对不顾国情的高速度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托洛茨基完全看错了人，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斯大林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其始作俑者乃托洛茨基！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给斯大林提供了反对布哈林的现成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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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写的论文和专著，对苏联现实的剖析，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露，是对“苏联学”的重大贡献，也许可以说他是西方后来盛行的“苏联学”的先驱。他毕竟是从这个国家出去的，他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知道列宁的想法，清楚这个政权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从他的笔头出来的东西，不像西方作家所写的那样往往给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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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作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后世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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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斯大林枪下之鬼，都由官方正式恢复了名誉（只有像叶若夫那样的刽子手除外），但托洛茨基并没有获得苏联当局的正式平反，理由是他没有被正式判刑。不过，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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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是悲剧性的人物。他参加无产阶级打天下的斗争，舍生忘死，但胜利后不久就有家归不得，继续他在革命前的流亡生活。先前他是被沙皇反动政府赶出去的，后来又被无产阶级政府驱逐出境。他在国外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反对和揭露斯大林的工作，但他还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工人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尚未完全丧失。当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进攻的危险时，他号召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他坚持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主张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他的这些主张，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驱逐出国之后，斯大林马上放手搞起全盘集体化，彻底剥夺农民，实行高速工业化，其所采取的措施，所定的速度，是连托洛茨基本人当年也不敢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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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观点，有几条是他始终坚持的，这就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此，尽管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指责甚多，但除了世界革命，斯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有的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而对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则忧心忡忡。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显然落后于同时代的布哈林，在理论方面他把布哈林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同布哈林的争论才真正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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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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