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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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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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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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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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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其基本内容见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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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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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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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参见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若干问题》、《恩格斯“同时胜利论”质疑》，载郑异凡著：《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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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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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斯大林全集》第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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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8．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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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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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斯大林独创的理论，所依据的是“血亲复仇”式的推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类似斯大林的论述，他们认为阶级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阶级的消灭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那时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便成为多余的了。暴力只能摧毁阶级的反抗，但不能消灭阶级。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工作的重心转变了，转到了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来了，苏俄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改造国家机关，另一个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苏联并不存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形势，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已经失去政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靠无产阶级的法律和专政机关，完全可以镇压破坏新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强化国家机器，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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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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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争论时提出来的。其提出的论据是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不合理，农民不愿种粮和卖粮。沙赫特事件，则是人为制造的所谓“反苏”事件，1928年5—7月苏联把自1923年以来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生产事故集中处理，造成这些事故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是正常的，但却都被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1］ 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时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最后，‘出乎意料’，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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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看来，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3］他夸大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把其推行全盘集体化和超速工业化造成的困难，以及党内的意见分歧均归结为阶级斗争。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严厉批判布哈林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顺便说一下，把布哈林的理论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对布哈林理论的歪曲，布哈林并不否认存在阶级斗争，也承认在过渡时期不排除在某一阶段阶级斗争还会尖锐化，但他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趋向缓和。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阶级斗争不是永无停息之日了吗？斯大林再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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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因与果是矛盾的。他说的“新的阶级变动”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在下降”。［5］按照这个逻辑，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怎么能把这种变动看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和基础呢？斯大林就是这样不合逻辑地一方面强调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被消灭，城市中的“新”资产阶级正在灭亡、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灭亡，另一方面又按他自己的臆断，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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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阶级斗争尖锐化”成因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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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之初，斯大林认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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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正当苏联全盘集体化速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农村的“富农阶级”（事实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被用暴力消灭之时，联共（布）十六大召开，斯大林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7］“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资本家来”。［8］斯大林把农村“富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推到了“阶级敌人”的行列，把大部分人都推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所以他得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的政策激化了阶级斗争，1930年1—3月，全国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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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工农业中成了唯一的经济体系和统治力量，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而且还有所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斯大林又强调：“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各种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苏维埃分子都被打倒了。这些从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苏联各地，就钻进我们的工厂，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钻进铁路运输企业，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钻到那里隐藏起来，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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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当然是带着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心情，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这些先生们已经没有力量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正面进攻了……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9］斯大林把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也归之于是这些“残余”在搞破坏，什么事都可以抓到阶级斗争这根弦。应该承认，有敌对情绪的、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人确实存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并没有斯大林描绘得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新制度让他们感到比军事封建主义的沙皇制度好，他们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不是让许多在十月革命年代跑到国外去的白俄也欣喜若狂，把斯大林称为民族英雄吗？对于其中的极端破坏活动，完全可以在无产阶级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镇压。而斯大林所描绘的图景却是到处都是敌人、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的残余，他们在党内、机关企业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到处都存在，那么只能得出结论：“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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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根本就不提对这些人及其家属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按照他“复仇”的逻辑，这些“阶级残余”永远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如果让苏维埃政权太平无事的话，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这些“残余”。所以斯大林反对宽大的政策，他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10］也就是说，苏联加强专政、镇压几乎是无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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