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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31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向苏联红军投降，到2月2日，共有9万名德国官兵在斯大林格勒宣布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转折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取得最终胜利。这是德军俘虏穿过斯大林格勒街道。（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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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4日凌晨，希特勒发布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库尔斯克战役的命令。库尔斯克战役正式打响后，德军攻势凶猛，苏军抗击顽强。德军出动兵力达90万人，1万门炮，2700辆坦克、2000架飞机；苏军共有130万人，2万门炮，3600辆坦克，2800架飞机。苏军掌握了制空权。这场战役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在宽广无垠的大平原上，苏联的T-34坦克和德国的虎式坦克各显神威。经过一个月苦战，苏军转入反攻，8月5日解放奥廖尔，8月23日解放哈尔科夫。历时50天的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胜利告终。德军损失兵员50万、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这次战役也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不可逆转地转移到苏军手中。从此，苏军在长达两千公里的战线上开始了全线大反攻，于1944年解放了苏联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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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和协调了柏林战役。为了先于英美军队进入柏林，苏军从1945年3月末起，只用了两周时间便完成了柏林战役的准备工作：苏联最高统帅部调集了3个方面军，总兵力达250万人，配备有41600门大炮、6250辆坦克、7500架作战飞机，在30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实施6个突击。希特勒下达了“死守柏林直至最后一人”的命令。德军用于防卫柏林的兵力达120万人，并装备有10400门大炮，1500辆坦克及3200架飞机，在柏林周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在柏林以东建立了三道防线。苏军士气高昂，急切地盼望着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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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下达了攻击柏林的命令，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柏林战役打响。尽管遇到了德军的拼死抵抗，苏军还是于4月19日突破了柏林郊区的防御，逼近市区。4月21日，苏军突入柏林市区。4月25日，苏军与美军在柏林西南的易北河西岸会师，这一消息鼓舞着战场上的官兵们，他们在胜利的鼓舞下，奋勇杀敌。4月30日，勇敢的苏联士兵把鲜艳的红旗插在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希特勒自杀。5月2日，红军攻克柏林，下午3时，德国法西斯终于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柏林战役结束。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柏林战役虽然规模巨大，但是，战略领导和3个方面军行动的协调都是高水平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善于计划战役，在会战中满怀信心地领导各部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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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午夜，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的军官食堂大厅内进行，朱可夫主持仪式，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于5月9日零时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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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斯大林除了关注纯军事问题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助手是沃兹涅先斯基，在组织问题上的主要助手是马林科夫。经济迅速转向了战时轨道，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出来，至1942年1月，西部受德军威胁的企业1523个（其中1360个是国防工厂）被搬迁到几千公里外的东部地区，并很快投入了生产。国防工业在1941年仍然生产了12000架作战飞机、6500辆坦克、近1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朱可夫说，苏联人民在战时拆迁工厂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功勋，就其规模和对祖国的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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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进程中，“斯大林不是以共产党人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姿态参加战斗的；他抛开了意识形态，以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的身份来保卫神圣的俄国”。［8］斯大林很懂得把俄罗斯战斗的传统与对人民英雄业绩的颂扬结合起来，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觉性，激发他们为了捍卫荣誉和尊严而去牺牲、去战斗。战争一开始，斯大林便命令在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肖像，他在红场阅兵式上的演说也提出：“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德米特里 · 顿斯科伊、库兹马 · 米宁、德米特里 · 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 · 苏沃洛夫、米哈伊尔 · 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9］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谈到以往的伟大统帅们，他们大多是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战功的人物。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设立了以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波格丹 · 赫梅利尼茨基、纳希莫夫和乌沙科夫等人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对于建立功勋者，斯大林能及时予以奖励，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有36000人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恢复了军官的肩章制度，军官的制服也更加绚丽了，军人增强了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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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9日晚，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自豪、兴奋、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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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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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了紧张的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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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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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8日，苏联远东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越过边界，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进攻，日本关东军溃败。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经过4年苦战，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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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民最终取得了胜利，斯大林作为领袖、作为统帅，以其坚定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领导才能，动员和组织全国军民迅速扭转了战争初期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心，人民喊着“为斯大林而战！为祖国而战！”的口号去歼灭法西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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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严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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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我们不能说“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为了总结经验，我们还有必要知道在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有过哪些失误，犯过哪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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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严重失利，斯大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1］尽管有苏德条约，斯大林并不相信希特勒会永远遵守这一条约，因此，苏军参谋部从1939年秋开始拟订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计划。这一工作由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主要制定者是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9月，他们向斯大林和党中央提出了作战方案和计划，正确地把德军的主攻方向定在西线方面，即距莫斯科最短的地段上。斯大林对此却不同意，他认为敌人的和攻方向应该是首先力图占领物产丰富的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粮食、煤、石油为目标。在苏联的体制下，军事将领们没有勇气去说服斯大林，结果按斯大林的意见修改了作战计划，把重兵部署在西南方向，在那里部署了58个师，其中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1941年6月22日，德军向苏联进攻的主攻方向是西线，直奔莫斯科。由于苏联在这个方向兵力不足，只好从西南方向临时调兵迎敌，军队在行进中作战，其战斗力自然要降低。声称因为希特勒的突然进攻，造成了苏军的失利，实际上是在为斯大林开脱。朱可夫在1956年5月19日第72号秘密记录中直接写道：“斯大林把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归为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突然突击。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希特勒没有任何突然进攻。对进攻的准备十分清楚，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国防上的失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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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相信关于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使苏军仓促应战。早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8月这一方案制订完毕，取代号为“巴巴罗莎”计划。“巴巴罗莎”是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绰号，以此为计划命名，用意就是为了“消灭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袭，围歼苏联西部的苏军，攻占莫斯科是计划的重点。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巴巴罗莎”计划的第21号训令，批准了对苏联的入侵计划。从1940年夏季开始，德国军队从西欧、中欧各占领国及巴尔干和德国本土向东方大规模调动，苏联的谍报人员向中央发回了大量情报，通报了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沿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德军的构成、部署等情况，还掌握了德军进攻苏联的突击方向以及进攻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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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底，苏联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从柏林向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通报了德国人的准备情况，并准确地说出了战争开始的日期，但是，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驻东京德国使馆的苏联情报员佐尔格也曾不断向国内发出关于德国对苏战争准备情况的情报，1941年6月1日，他在发回的电文中指出，“苏德战争预计在6月15日爆发……最猛烈的进攻将由德军左翼部队实施”，“在东部边界目前已集结了170—190个师，主要方向将针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就是乌克兰”。6月15日，他又发回了两份极有价值的电报，一份说：“战争将于6月22日开始”；另一份称：“6月22日拂晓将在宽阔的正面展开进攻。”情报多么准确！类似的情报很多，不仅苏联的情报人员注视着德军的动向，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人、同情苏联的进步人士也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相当准确的情报。这类情报多得不胜枚举，遗憾的是，这些情报都被当成了英国或者德国施放的烟雾。斯大林认为苏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希望战争晚些到来，斯大林的多疑也起了作用，正如莫洛托夫所说：“我们努力把战争往后拖，但最后仍然没有猜准开战的时间，事情发展得太突然了。我认为，不能过分依赖侦察员。对于他们的情报，既要听，也要检查。侦察员有可能把我们推向危险的阵地，使我们过后难以自拔。两边的内奸数不清，因此不进行最周密的、经常的考验，对侦察员是不能完全依赖的。”［13］但愿望没有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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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事将领们要求进入战备状态的请求，斯大林总是强调：“别去搞挑衅！”“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实际上是麻醉了自己。1941年6月14日，即在德军突袭苏联前8天，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报刊，也不仅是英国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准备发动进攻……尽管这些谣言都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不断地被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士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竟然以德国政府的口气、一厢情愿地说道：“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认真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进攻苏联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如果德国方面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也许还可以解释得通，作为被侵略一方的苏联，却替德国辩解说对方不会侵略自己，却是荒谬的。这一声明没有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回答，却麻痹了千百万苏联军民，“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14］在德国随时可能进攻苏联的时刻，斯大林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下决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头12天里，苏军就损失了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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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崇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自觉地对领袖绝对信任，没有人怀疑斯大林的决策能力。朱可夫回忆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善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15］朱可夫的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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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惨败，斯大林是有责任的，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误。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斯大林说的是“政府的错误”，一句都没有提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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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在军事理论与指挥上也有失误。在军事战术上，斯大林一味强调进攻，他不允许苏联的军事学说研究防御问题。战前苏军的部署也主要是为了进攻，把军队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地区，而没有作纵深部署，结果几个迅速推进的德国装甲师就能够轻易迂回和包抄苏军的阵地。在对德国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斯大林仍要求部队进攻，而不是进行有计划的退却，避开敌人的锋芒，这样便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半年，苏军有300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被俘者的75%，与斯大林的这一战术有直接的关系。基辅战役是个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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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是德军向南方推进的主攻方向。以基尔波诺斯为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负责保卫基辅。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在基辅周围挖了一道很深的反坦克壕，他们的防御也确实牵制了敌人。从7月下半月到整个8月，战斗均在基辅城外进行，但整个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德军手中。德军从基辅南北两翼向前推进，基辅成了巨大的突出部，夹在了德军中间，敌人有可能随时吞掉这块落在口中的肥肉。基辅情况十分危急。朱可夫要求撤退，斯大林却不同意，并且把朱可夫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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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撤退，放弃基辅，建立另外的防线，抗击敌人，成了当时军事领导人的共识。赫鲁晓夫、基尔波诺斯、布琼尼等人都认为，必须放弃基辅，否则，不仅基辅失陷，苏西南方面军也将全军覆没。但斯大林反对放弃基辅，他还发布命令，严厉惩罚放弃阵地者：投降和逃跑者就地枪决，其家庭成员也要被逮捕；陷入重围的部队也要战斗到底，凡投降者，其家属也将被剥夺享受国家补贴和救济的权利。9月7日，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去见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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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望使他相信：必须立即将西南方面军的所有部队撤过第聂伯河，继之再向东撤，并放弃基辅。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在这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再不作出决定，西南方面军必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谈话是困难而严肃的。斯大林责备我们，说我们和布琼尼一样执行了进行最少抵抗的路线，只想避开敌人，而不是去打击敌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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