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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30日，当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拜见斯大林时，对方就已经暗示宋氏，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为此，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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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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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仍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可以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对日本的战略地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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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7日的会谈中，宋子文首先代表蒋介石表示，需要时间研究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对外蒙古法律地位的理解是承认外蒙独立，蒙古人自己要求成为独立的国家。宋子文表示，“蒙古人希望组建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中国没有计划让其独立”。［41］迫于无奈，宋子文表示：苏联在外蒙古有自己的驻军，中国可以同意苏联军队入驻外蒙古，但不能承认其独立。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并表示：“苏联方面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如果中国将坚持既定之观点，那么谈判将不会有任何结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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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中苏谈判陷入僵局，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之态度，以及中国政府急于要解决东北问题，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主要如下：（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2）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新疆叛乱，使两国贸易与交通得以恢复。（3）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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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听完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后，对宋子文以蒋介石电报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颇为满意。尽管中苏双方在外蒙古独立、其主权和宗主权问题上的理解和看法有很大分歧，但这丝毫没影响谈判的继续。宋子文提出将东北问题与外蒙古问题分开处理，但斯大林坚持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东北由中国人组成，而外蒙古没有中国人。斯大林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意味着对其的自1921年以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中国）的主权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二十四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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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作出承诺：关于满洲问题，他愿意作出任何中方希望得到的声明，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也没有支持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国内还有另一个政府，自称为政府，应当由中国自己去解决。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只援助中央政府的要求，斯大林表示自己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强调，自己愿意同中国真诚相处，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应有关系。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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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中苏谈判两轮，共计由斯大林参加的9次会谈记录，就不难发现，每次会谈的内容均涉及外蒙古问题。由此可见，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心中的重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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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4天后，即1945年7月4日，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即前往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晤。斯大林与乔巴山讨论了中苏谈判以及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等问题，还向乔巴山宣读了中苏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草案。对此，乔巴山不无兴奋地表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与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与友好合作的。”［46］7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设午宴宴请蒙古领导人，在举杯祝。酒时说：“一段时期以来，蒙古人内部就与日本，还是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很多蒙古人，包括德王在内支持与日本友好。但我这杯酒要敬那些理解并正确决定蒙古应当与苏联保持友好的领导人们。这些人现在领导着蒙古的独立，而那些主张与满洲人、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人却在他们的脚下。为蒙古领导人，为独立干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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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一席祝酒词道破了天机，谁主张与苏联友好，谁就能获得独立，谁就是正确与英明的。但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真是为了外蒙古的民族独立吗？答案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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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两个多月，两轮，即9次重要会谈，终于签订了明显有损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在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后，将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中方确认将根据外蒙古全民公决之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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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20日，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此乃形式大于内容，但毕竟为双方在解决外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找到了一个可下的台阶。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外蒙古由此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正式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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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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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成因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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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1年起的早期的自治与撤治，乃其活佛、封建王公，因不满清末新政，担心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及地位而导致的。他们趁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国内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际，在沙皇俄国的庇护下寻求自身的利益。沙皇俄国在外蒙古自治问题的态度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由原来的反对，到后来的坚决支持，这与沙皇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沙皇俄国后来力主外蒙自治，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中国的汉人充斥外蒙地区，对俄蒙边界，包括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军事，以及人口安全的威胁。但碍于当时沙皇俄国政府的实力，他也只能在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的条件下，支持外蒙古的自治，以及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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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0年间，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外蒙古走向分离中国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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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外蒙古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因素，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1924年间蒙古共和国宣告成立，外蒙古独立已经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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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谈判期间再次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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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虽然客观上独立多年，但一直未得到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不仅对外蒙古，特别是对苏联非常不利，也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势下，外蒙古再重新回到中国。因此，斯大林决定利用苏联计划出兵中国东北，结束中日战争的难得机遇，与有求于苏联的中国政府讨价还价，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以去除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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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捍卫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其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彻底地支持外蒙古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苏联所奉行的“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利益”，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仍反对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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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但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获得独立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苏联“功不可没”。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段难以忘却、辛酸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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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1976年再版；李毓澍：《蒙事论丛》，台湾里仁书局，1990年版；张启雄：《外蒙古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七十七），1995年版；（俄）别洛夫：《俄罗斯与蒙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1999年版；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载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樊明方：《1912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俄罗斯学者卢佳宁的专著《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全面的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外蒙古独立的全过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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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中国的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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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交大臣致北京公使馆电》，1911年1月2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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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夫多夫斯基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7月28日；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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