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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0年间，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外蒙古走向分离中国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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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外蒙古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因素，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1924年间蒙古共和国宣告成立，外蒙古独立已经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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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谈判期间再次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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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虽然客观上独立多年，但一直未得到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不仅对外蒙古，特别是对苏联非常不利，也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势下，外蒙古再重新回到中国。因此，斯大林决定利用苏联计划出兵中国东北，结束中日战争的难得机遇，与有求于苏联的中国政府讨价还价，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以去除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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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捍卫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其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彻底地支持外蒙古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苏联所奉行的“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利益”，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仍反对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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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但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获得独立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苏联“功不可没”。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段难以忘却、辛酸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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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1976年再版；李毓澍：《蒙事论丛》，台湾里仁书局，1990年版；张启雄：《外蒙古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七十七），1995年版；（俄）别洛夫：《俄罗斯与蒙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1999年版；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载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樊明方：《1912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俄罗斯学者卢佳宁的专著《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全面的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外蒙古独立的全过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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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中国的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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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交大臣致北京公使馆电》，1911年1月2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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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夫多夫斯基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7月28日；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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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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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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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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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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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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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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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电》，1911年10月13日，俄国外交文书，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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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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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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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此间，清政府在库伦设有兵备处，总办为唐在礼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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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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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1911—1915》，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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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俄驻库伦总领事电》，1912年3月4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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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因文章篇幅所限，有关上述两个专题研究，详见樊明方：《1912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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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俄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1月5日，俄国外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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