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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确预感到苏俄政府计划出兵外蒙古，围剿恩琴残部的复杂性，担心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苏俄政府在此问题上，却不依不饶。次年3月4日，苏俄政府再次通过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电中国外交部，要求出兵外蒙古，并称：“库伦为恩琴所据，对俄华均不利，本政府拟派兵人蒙扑灭此种祸根”；“此次出兵，确系拯救俄华人民，期间不受报酬，无需交换利益，且不生条约关系，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32］1921年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中国外交部电报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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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政府对苏俄军队出兵外蒙古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苏俄政府终于向中方发出了最后通牒。1921年7月18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指责中国政府漠视远东共和国公民的利益，违反多次保证的对远东共和国表示友好及同情的立场。优林在照会中详细列举了恩琴在外蒙古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后，正式声明：“远东共和国政府为军事及政略上之理由起见，不得不出击，以歼灭此地等盗党。”［33］当然，优林在最后还是表示，在完成此项军事行动后，其远东共和国军队将撤出外蒙古。但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苏俄政府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并未兑现以往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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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10月28日，苏联红军出兵外蒙古，并在年底基本完成了剿匪工作。虽中国政府对苏军进入外蒙古地区屡次向苏方提出抗议，并通过各种渠道与苏俄政府进行交涉，但无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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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蒙古革命政府代表团于1921年秋赴莫斯科，就双方的未来关系确定基本原则，并在11月5日，签订了完全损害中国主权的《苏蒙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俄国劳农政府承认蒙古民主政府为唯一合法之蒙古政府；蒙古民主政府承认俄国劳农政府为俄国唯一合法之主权者”，同时还具体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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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但其政治体制还为君主立宪，即博克多格根为其所谓的元首，1924年5月20日博克多格根去世，导致外蒙古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1924年6月13日，蒙古革命政府宣布外蒙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为大呼拉尔。同时，大呼拉尔借鉴苏联的宪法，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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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支持更加积极。一方面，苏俄政府明知外蒙古主权乃属中国，但借助“革命”之势，客观上承认其合法的存在，并与其保持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前，即1924年5月30日，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中却又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36］苏俄政府的上述做法，实质上是打着“革命”的幌子，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长期受内政与外交的困扰，特别是自1931年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后，民国政府根本无力处理外蒙古的任何事情。外蒙古事实上已逐渐从中国脱离了出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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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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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在蒙古人民的“革命”下，在苏联的具体支持下，事实上已经脱离中国，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没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外蒙古的法律地位问题。这也是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担心与关注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虽然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并未得到中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随时还有可能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去。于是，斯大林借二战即将结束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打算彻底与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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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1日，由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的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并要求美、英两国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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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同意参加盟国在远东地区的对日作战，提出外蒙古、旅大、千岛群岛等问题，要求美、英两国满足其条件；另一方面计划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商谈相关问题。实际上对于苏联而言，不管有没有《雅尔塔协定》，苏联都会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更深的意图在于为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雪耻，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苏联，实现斯大林的远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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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30日，当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拜见斯大林时，对方就已经暗示宋氏，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为此，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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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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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仍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可以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对日本的战略地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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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7日的会谈中，宋子文首先代表蒋介石表示，需要时间研究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对外蒙古法律地位的理解是承认外蒙独立，蒙古人自己要求成为独立的国家。宋子文表示，“蒙古人希望组建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中国没有计划让其独立”。［41］迫于无奈，宋子文表示：苏联在外蒙古有自己的驻军，中国可以同意苏联军队入驻外蒙古，但不能承认其独立。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并表示：“苏联方面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如果中国将坚持既定之观点，那么谈判将不会有任何结果。”［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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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中苏谈判陷入僵局，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之态度，以及中国政府急于要解决东北问题，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主要如下：（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2）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新疆叛乱，使两国贸易与交通得以恢复。（3）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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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听完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后，对宋子文以蒋介石电报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颇为满意。尽管中苏双方在外蒙古独立、其主权和宗主权问题上的理解和看法有很大分歧，但这丝毫没影响谈判的继续。宋子文提出将东北问题与外蒙古问题分开处理，但斯大林坚持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东北由中国人组成，而外蒙古没有中国人。斯大林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意味着对其的自1921年以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中国）的主权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二十四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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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作出承诺：关于满洲问题，他愿意作出任何中方希望得到的声明，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也没有支持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国内还有另一个政府，自称为政府，应当由中国自己去解决。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只援助中央政府的要求，斯大林表示自己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强调，自己愿意同中国真诚相处，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应有关系。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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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中苏谈判两轮，共计由斯大林参加的9次会谈记录，就不难发现，每次会谈的内容均涉及外蒙古问题。由此可见，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心中的重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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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4天后，即1945年7月4日，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即前往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晤。斯大林与乔巴山讨论了中苏谈判以及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等问题，还向乔巴山宣读了中苏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草案。对此，乔巴山不无兴奋地表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与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与友好合作的。”［46］7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设午宴宴请蒙古领导人，在举杯祝。酒时说：“一段时期以来，蒙古人内部就与日本，还是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很多蒙古人，包括德王在内支持与日本友好。但我这杯酒要敬那些理解并正确决定蒙古应当与苏联保持友好的领导人们。这些人现在领导着蒙古的独立，而那些主张与满洲人、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人却在他们的脚下。为蒙古领导人，为独立干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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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一席祝酒词道破了天机，谁主张与苏联友好，谁就能获得独立，谁就是正确与英明的。但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真是为了外蒙古的民族独立吗？答案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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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两个多月，两轮，即9次重要会谈，终于签订了明显有损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在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后，将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中方确认将根据外蒙古全民公决之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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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20日，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此乃形式大于内容，但毕竟为双方在解决外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找到了一个可下的台阶。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外蒙古由此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正式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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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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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成因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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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1年起的早期的自治与撤治，乃其活佛、封建王公，因不满清末新政，担心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及地位而导致的。他们趁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国内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际，在沙皇俄国的庇护下寻求自身的利益。沙皇俄国在外蒙古自治问题的态度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由原来的反对，到后来的坚决支持，这与沙皇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沙皇俄国后来力主外蒙自治，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中国的汉人充斥外蒙地区，对俄蒙边界，包括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军事，以及人口安全的威胁。但碍于当时沙皇俄国政府的实力，他也只能在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的条件下，支持外蒙古的自治，以及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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