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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7．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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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肇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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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建立和解体都是20世纪的世界大事。苏联的兴亡在人类历史上记录着曾经出现过不同以往的社会制度，俄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中推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中杀出了一条新路。一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让人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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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74年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又消亡了。它不仅涉及苏联本身，而且连带东欧一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改制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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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衰亡原因，迄今为止，国内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写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论文，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在这里，笔者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就是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这个误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妨碍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获得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了解和认识。第二，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仇视和扭曲世界市场的功能，使一大批国家脱离了世界市场，阻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导致这些国家封闭落后，无法分享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停滞。与此同时，原先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招致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抱怨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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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歪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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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敌视市场是错误理论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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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无论实行哪种社会制度都绕不过这道坎。斯大林没有看破这一点。虽然他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从资本主义市场捡了不少便宜，可是却没把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做法继续下去，反而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使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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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没有货币、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一个中心（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指挥。但列宁很快发现，这种向共产主义直接冲击的办法行不通，立即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由消灭商品货币到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政策显然是成功的。迄今为止，即使苏联解体以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十月革命后最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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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没有沿着列宁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对市场始终采取敌视态度，认为它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渊薮。集中体现在对价值规律的态度上，他一直想禁止价值规律的作用。有时，经济形势不好，不得不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但也绝口不谈市场，只说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价值规律在苏联命运多舛。它始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异己之物，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价值规律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消灭—承认—又消灭—重新承认或半承认的曲折过程，即使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临时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将来总是要消灭的。列宁逝世后仅过了几年，斯大林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紧张，物资短缺重又显现。因此，20世纪40年代初又不得不再次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要严加限制。到了1952年斯大林发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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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苏联的政治家们虽然视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的异己，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一心想消灭至少是严格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凡经济情况好转，便会提出废除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由此又导致经济情况恶化，不得不重新请出价值规律这尊神来调节经济生活。一俟经济再次好转便又故伎重演。社会主义同价值规律这场官司打了近70年，直到苏联解体价值规律以另一种形式取得胜利而告终。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无情，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仇视市场反对价值规律开始，最后却以盲目崇拜市场而告结束，得到的是国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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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建立“经济合作互助委员会”都同敌视市场经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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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革命”战略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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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从广义上说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也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所以，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不过应该指出，完整的世界革命战略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它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时间里，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有时明显有时隐蔽地予以贯彻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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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世界革命”论是根据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如《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最著名的当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综观列宁的这些论著，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可以行动起来推翻这个最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现在看来，虽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乏深刻的分析，但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则不符合实际，至少带有某种主观和空想的浪漫色彩。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他在1918年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4］他在1919年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5］但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并未实现。原先预计在欧洲会很快出现的革命形势也没有发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反倒趋于稳定。后来，列宁根据形势的发展修改了他的观点。他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6］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7］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修正没有引起联共（布）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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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用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派，在党内获得了领袖地位，而且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不仅继承了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的消极面推向极端。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就是他的代表作。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特别是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已经包含有主观的成分，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我适应和调节的能力。但列宁毕竟还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修正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则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总危机理论起直到1953年逝世为止终未见有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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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过于简单，只是建立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而且把危机同战争进而又把战争同革命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他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成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他还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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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战争和革命联系起来的。他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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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分和主观因素，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趋势和可能，特别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离开了客观实际和可能性。因此，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斯大林也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重新趋于稳定，除了苏联以外暂时还不可能有其他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援苏联，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不成熟，现实情况反而说明，苏联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是进行世界革命和保卫苏联的安全。两者相辅相成。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加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的安全，则有利于世界革命。由于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目标了，所以，斯大林便更加重视保卫苏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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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使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满心以为新的世界革命风暴又要到来了。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发布指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曼努伊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上（1931年3—4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1918—1919年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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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把这次经济危机当做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集中表现，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垮台。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尽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不是总危机。斯大林夸大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扭曲了列宁关于“垂死资本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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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又不是太好，需要转移视线。由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打击面过宽，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继则又进行大清洗，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斯大林担心有人会清算他的这些错误。正当此时，天赐良机，资本主义大危机及时送上门来。斯大林抓住机会，一方面，作为动员民心的法宝；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做压制反对派的撒手锏。更重要的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得越玄乎，世界革命的形势越是迅速到来，就越是可以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逃避责任，使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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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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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成立那天起就立志要搞世界革命，决心实现“天下一片红”。为了搞世界革命，为了说明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斯大林提出了总危机理论，指示各国共产党起来推翻本国政府。但是，理想并未成真，斯大林的后继者反倒把苏联自己赔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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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战略和总危机理论害人害己，危害不浅。害人是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多作评论。但是，由一个中心统一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实际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真正“主人”是斯大林，由他发号施令，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斯大林为了同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他在1943年5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也承认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这种办法不好，决意解散共产国际。他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11］第二天，共产国际便被宣布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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