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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共产国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也在1953年逝世了,但是,世界革命和总危机理论的贻害并未完结。这种贻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联要当头的思想根深蒂固,后来又发展成为霸权主义。第二,世界革命战略演变成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两霸争夺搞得世界在几十年中不得安宁。当然,这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干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斯大林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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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要当头,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延伸。1946年3月,斯大林在《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里说:“苏联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指中东欧国家——引者)内能有对于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怪有人说东欧国家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1947年9月,成立欧洲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之后,也把苏联“大清洗”带到这些国家。由苏联操纵的镇压浪潮无情地席卷了东欧各国共产党,使得这些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对苏联失去好感和支持。后来,当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的时候无人感到惋惜,甚至暗自窃喜,足见苏联当局同这些国家结怨之深。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固然难辞其咎,公正地说,斯大林也应该负一部分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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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苏联霸权主义思想实在说乃萌发于斯大林。根据主要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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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斯大林首创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战后,亚洲和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12]斯大林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建立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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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一直主张输出革命。他在上书中说,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可以使他们了解苏联的发展道路,也即是苏联模式。他说,“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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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顺昌逆亡,唯我独尊。斯大林在国内专横霸道,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一言九鼎,别人不容置喙。更为严重的是,谁对斯大林持异议,轻则入狱坐牢,重则秘密枪决,永不见天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治理下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冤假错案最多的。上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的“大清洗”由于卫国战争被掩盖起来了。1947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闹独立性”便被开除出情报局,诬陷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嗣后的镇压浪潮席卷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党。波兰受此案诬陷并被镇压的除一批中央领导人如克利什科、洛加 · 索文斯基、宾科夫斯基等人之外,普通党员受牵连遭开除的有20万之众。[14]在匈牙利,审讯并处决了以书记处书记伊克 · 拉斯洛为首的19名领导人,全国有100万人受到监视,100人被处决,5000人遭逮捕判刑,1951年5月政治局委员卡达尔被捕。拉科西从1945年任匈共总书记,他的镇压活动主要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前。[15]在保加利亚,以政治局委员、保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斯托夫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处决,受此案直接牵连的干部达1080人之多,被清洗的党员有9.3万人,保加利亚的冤案还伴随着日夫科夫等人的夺权活动,镇压特别残酷。[16]此外,被无情镇压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佐治,罗马尼亚的鲍科尔、鲁卡,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等一大批领导人及干部和党员,他们的共同罪名都是“反苏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帝国主义间谍”、“刽子手”。[17]由于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在中国搞革命,斯大林一直耿耿于怀。1949年底,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斯大林近两个月不见面。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命令他“你到他(毛泽东)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去见了毛泽东、谈了话,回来向斯大林汇报说:“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18]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对毛泽东宽容地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19]据说,这本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宽恕一个违抗军令、但作战取胜的将领苏沃洛夫时说的一句话。活脱脱一个君臣对话,哪有兄弟党领导人之间的平等态度!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有勇气对毛泽东说出这句话,权代道歉。他的后继者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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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曲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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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欧洲国家包括战败国的经济得到恢复;第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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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扩大了。世界人民经过这场战争的洗劫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经过战争劫难的人民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但是,这种形势没有出现。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急剧壮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决意要把社会主义这股“祸水”堵在“铁幕内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封锁。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纵有千般热情搞建设,也无法一门心思只顾它。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又一次陷入了误区,依然坚持总危机理论。他认为,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着“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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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完全脱离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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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违反辩证法,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内部调整的可能性。事实上,经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经济在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时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曾经在发达国家作为主流经济学流行开来,时间长达几十年。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余地还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经济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就不会完全消失,就会周期性地表现出来。但是,它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在某一次或几次危机之后死亡。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总危机理论的时候是因为受当时大危机的影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1952年还坚持总危机的说法就离谱了。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还有调整和改革的可能,它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不仅大大向前发展了,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走上欧洲联合的道路。当然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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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忽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这使斯大林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和修正理论和政策。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革命性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恰恰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科技革命的成果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开端,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科技革命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了世界新产业链的形成。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又使得一批后进国家的生产力得到发展。斯大林在阐述总危机理论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把思想禁锢在原先的框框里头。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建设和革命,犯错误、出乱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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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并未得到纠正,反而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苏联要当头,要输出革命,让更多的国家接受苏联模式,就必然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搞军备竞赛首先就要同美国争霸世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而又危险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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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却要支撑起同美国一样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机器,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它让路。斯大林时期原本就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苏联的轻工业极端落后,严重影响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为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工业的发展就更加畸形了。轻工业落后,农业凋敝,民用品短缺成了苏联经济模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人民中的不满和抱怨在积累和加剧,他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群众系统反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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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苏联军备竞赛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笔者在这里只想说明,一方面,苏联实行军备竞赛战略同斯大林的理论和思想有关。把责任全部推给他的后继者是有欠公允的。另一方面,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这种积累起来的矛盾只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相配合,就可能给苏联体制本身造成灭顶之灾。苏联解体的过程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外部环境影响的作用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苏联国内经济衰败,政治混乱,民族纷争,才是最终把苏联推上解体不归路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后,遗留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专家学者都应该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发明“总危机”的故乡恰恰发生了总危机?原来他乡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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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苏联同世界经济的大潮流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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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在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有了20多年的长期繁荣。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使苏联特别是斯大林错误地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一方面,把社会主义阵营当做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基地,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隔绝开来,从而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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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内部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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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快就根据雅尔塔协定建立起两极体制。欧洲和亚洲有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志的,但胜利之后他还是表示欢迎。一批国家同苏联一样搞社会主义,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当然是高兴不已,因为至少是部分实现了世界革命的理想。所以,他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看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成果。而且,他还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视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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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苏联退出马歇尔计划之后胁迫东欧国家与西方相对抗。1947年7—8月,苏联分别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叫做“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1月,成立常设的“经济互助委员会”,[20]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其实,它根本不是在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根据行政命令行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至少是很少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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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联参加了马歇尔计划,或者苏联退出其他东欧国家参加,历史将会怎样演变呢?也许苏联可以像战时利用“租借法案”那样利用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恢复自己的经济。也许东欧国家会更快地融入欧洲。也许美国和欧洲国家压根就不愿意帮助苏联发展经济。但从结果来看,显然,西欧国家迅速恢复了经济,而且逐步走上联合之路,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却经历了停滞和落后局面,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彻底垮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关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以及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实践,阻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延缓了欧洲联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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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正式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他还说,是“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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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说,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企图窒杀它们,这并没有说错,是确实的。但是,他对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却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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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政治方面说。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内部性质来说,它是受苏联控制的,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斯大林却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他还夸大了苏联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而忽视了“互助”,即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援助作用。他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22]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经济力量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提供了巨大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但是,苏联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和经济合作的不平等性质,导致“经互会”内部合作的不协调和平等互利性质的破坏也是造成它瓦解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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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经济方面说。既然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市场,那就应该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经互会的运作却是政治多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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