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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市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几乎占人类1/3的国度里，曾经企图取消市场，但没有成功。事实恰恰说明，迄今为止，市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绕过市场而采用其他资源配置手段，不仅代价非常高昂，而且无功而返，不得已又“再续前缘”。在现代条件下，恢复世界市场的完整性对于保证各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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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地区集团化和全球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又相继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范围更加扩大。所以也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比如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等，依然是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对金融事业的管理，都是保证经济健康和平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2008年美国首先发生次贷危机，由此演变成金融海啸，继而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是何等重要。要克服经济危机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全球化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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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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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时代的性质，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由此制定出正确的国际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关系重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然要影响到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或者有利于资源配置，或者导致资源配置上出现大的偏差。为了国内的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国际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开放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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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是无法开放的。试想，在西方国家联合干涉苏维埃的时候怎么有可能开放，即使开放了西方又怎么会接受苏维埃呢？但是，由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同西方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问题在于，斯大林很快就扭转了新经济政策的方向，或者说停止实行这个政策。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倒是利用危机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斯大林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制造了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来也有机会把战时苏联同西方的合作关系继续下去，利用战时实行“租借法案”的经验参加“马歇尔计划”，争取比较快地恢复经济，同西方建立过得去的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斯大林根据总危机加深的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市场——“经互会”。从此，同世界市场割裂开来，给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当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举完成。不过，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制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国际战略却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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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平共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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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一个中心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1943年，斯大林由于要同美、英等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解散共产国际，不坚持各国共产党首先去推翻本国的政府，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惜的是，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共产国际的做法，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又当了阵营的头，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一大片国家，对它们发号施令，而且在这个小天地里实行封闭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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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又把斯大林处理国际关系的坏榜样发展到极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实行家长式统治，自封为“老子党”，把其他国家的主权视为“有限主权”。在阵营外，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阵营内，唯我独尊。这种体制肯定长不了。在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实行霸权主义更加行不通。协商与对话，实行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才是符合潮流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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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已是明日黄花，昔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是否就会更安全？两极体制已经崩溃，世界正在迎来多极化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是一个需要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专家学者认真研究探讨的大问题。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富足、更和平的环境下，未来应该是更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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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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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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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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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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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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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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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回忆录》第4卷，莫斯科，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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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1日—9月28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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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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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共产国际与资本主义危机》，见《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1册，莫斯科，1932年，第42—43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的思想》，载（俄）《近代史》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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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a.e.11.转引自菲尔索夫：《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近代史》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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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斯大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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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斯大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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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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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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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铭真：《日夫科夫与保加利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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