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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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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匈）亚诺什 · 科尔内著，张晓光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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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W. Brus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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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 - Hall, Inc. 1991,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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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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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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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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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孔田平：《试论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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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行巧：《南斯拉夫早期经济改革：经验与启示》，1997年向“对转轨中的渐进主义重新思考”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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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dam Bromke, Eas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Solida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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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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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静杰、王小路：《苏联的“共同规律”和东欧的改革潮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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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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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40．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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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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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1944—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1］本文则着重讲述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总体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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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有把对方作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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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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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则是比较紧张的。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2］这些史事都是得到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3］这些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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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最初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4］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5］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6］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7］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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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他最初为中共选择的国际联合对象也是美国。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时，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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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8］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接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辞职。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开始把希望转向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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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还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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