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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95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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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97 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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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99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最佳的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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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01 就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战后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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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03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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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05 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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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07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9］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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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09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长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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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11 资料表明，在中共取得全面政权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而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为主，目的在于帮助中共取得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的控制。军事援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苏军撤退时赠送或遗留下来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10］第二，通过朝鲜供应或交换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以缴获的日军物资为主）。［11］此外，由中共掌握的旅大地区各工厂在苏联占领当局默许和鼓励下生产的大批武器弹药，自然也可以算是苏联提供的间接援助。［12］目前没有资料显示，1949年前中共曾得到过苏制的武器弹药。苏联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公开和积极得多，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贸易往来为中共提供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从1946年底至1947年底，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2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亿卢布。第二，在旅大地区向中共移交了大批工厂，还帮助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对中共政权的物资供应。第三，派遣大批专家协助修复东北铁路网，帮助中共培训技术人员、建立铁道兵部队，并以贷款或易货方式为中共提供铁路物资8760万卢布。1948年底中长铁路全线通车。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乃至军事胜利和政权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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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13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14］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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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15 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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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17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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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19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辟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15］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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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21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17］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懂得“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18］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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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23 无论讲国际主义还是讲民族主义，毛泽东都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为此，他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斯大林此时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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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25 然而，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他在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诬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俄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往来电报说明，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9］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或者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答复。无论如何，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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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27 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国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后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20］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8年12月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1948年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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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29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是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默不作声了。顺便说一句，关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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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31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的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作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最多都不超过8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22］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23］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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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33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在此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只要莫斯科支持和帮助中共得到天下，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是不是真心做斯大林的学生，其实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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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35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作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中共。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很快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24］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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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37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尽管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唯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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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39 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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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41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对于中共政权而言，与苏联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情报机构曾断定：尽管决定依附于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越大，克里姆林宫为实现‘国际主义控制’而介入中国的意向就越强烈，调和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分歧的困难就越大。最终，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的多”。［25］从大体发展趋势看，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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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3043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作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作出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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