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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简要回顾表明，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双方来说的确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至少经历了五次转折：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选择对方作为战后合作的伙伴；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才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撞中被迫作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才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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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和苏联都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盟问题的，意识形态不是出发点，但确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以国际主义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标准，而毛泽东则把崇尚国际主义和追随莫斯科作为取得苏联支持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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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灵活策略和军事才能，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些援助和支持在巩固中共政权的过程中才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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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联的安全与中共政权的巩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一致性，但在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却有严重冲突，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险些导致中苏同盟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这个必要的同盟，又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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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直接影响在于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并成为中苏调整相互关系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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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于美国人经常讨论的“失去中国”的问题，如果说1944年确有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或友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逐步靠拢，这种机会到1949年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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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苏同盟对于双方来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始终存在，且时隐时现，特别是就领袖个性而言，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他所承受的屈辱和压抑，总有一天要爆发——中苏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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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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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另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使用的具体史料及其来源均可查阅上述论著，限于篇幅，除新的补充材料外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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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 Панцов А.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75—87； А. V. Pantsov,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 New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scow’s Role in the Rise of Mao”, Issues & Studies, 41, No. 3 （September 2005） pp. 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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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Панцов A.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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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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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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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潘友新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谈记录，1941年1月15日，АВПРФ，Ф.0100, ОП.25，п. 200, Д. 8, л.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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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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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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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RU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IX, Washington, D. C. ： GPO, 1972, pp. 1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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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这批武器的具体数量，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批武器对于内战初期中共抵住蒋军大举进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详见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С. 138、185；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6—80页；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85—306页；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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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到1947年6月，运送给东北局的物资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又有52万余吨。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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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战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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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至于战后苏联向中共提供的现金援助，目前看到的俄国材料只有1946年的5万美金。见周恩来亲笔签字的收条，1946年10月16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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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即将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表达这层意思。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Nol. 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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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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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13, 1948, NSC 34, DDRS, CK3100371087 - CK31003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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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攀比上升的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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