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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大林又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的误导者，他将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上升到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他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律斥之为修正主义，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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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上是属于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应该是有功之臣。但他把这一模式作为唯一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有些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缺少发展观念。恩格斯晚年，于1875年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好地加以研究。”恩格斯所指1848年即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所持的斗争方法是“错了”，所持的观点“陈旧了”，是“幻想”，历史的发展使其揭开“迷误”。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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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这一分析虽然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但它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即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一些矛盾和阶级力量对比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就限制了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这是产生错误的原因。而斯大林不具有恩格斯这种科学发展观，不能与时俱进，没有揭开恩格斯所指出的1848年时期的“迷误”，甄别哪些属于“错了”、“陈旧了”，是“幻想”，他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讲过的话统统认为是正确的，这是第一个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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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第二个误导，是他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个别观点，加以引证阐述，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典，加以确立，不容讨论、质疑。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就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13］在恩格斯逝世前两年，即1893年，他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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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连未来社会组织方面详细情况的影子都找不到，那么斯大林就应把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探索，而不应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凝固为“真理”，不允许改革和发展，这对后人又是一个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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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斯大林所杜撰的这些理论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的，经不起推敲和实践检验。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的理论。一是排斥个人所有，二是两种公有制是不平等的，为以后的二元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全民所有制是一个非科学概念，主体是虚设的，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楚，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把它重新界定为“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是对农民的剥夺。他提出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也是不能成立的。有计划是主观的，按比例是客观的，怎么能将二者放在一起称为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问题上，他虽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但是很不彻底的，只承认消费品是准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他一方面讲棉花、谷物价格过低，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另一方面他又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他否定了价值规律也就否定了商品经济，也就抹杀了利润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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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大林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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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有这些误导，但社会主义对人类还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是许多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因而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如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军工、两弹、航空、航天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并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二战后，苏联又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和一定时期，都显示了集权经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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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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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当承认，这些成就大都是在对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而获得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每一个企业、每一项活动都由上级指令，企业无有经营自主权。所有企业如同一木偶一样，都由上面一条线来牵动，自己不会行动。只有将其他木偶置于不顾，只牵动一两个木偶，才能集中全国力量，在短期内完成一些重要项目，其结果使国民经济出现畸形发展，形成“短缺经济”，到处实行配给制，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使人们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失望。所以，它在历史上只能辉煌一时，而不可能长期昌盛下去，因其缺乏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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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斯大林所设置的所有制是一种唯意志论，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官办经济，排斥了公有与个人所有相融合。他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唯权威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后果是，资源高消耗，投入多、产出少、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生活品匮乏，人们生活困难。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阶层，严重脱离群众，缺乏民主，形成个人独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垄断为特征，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邓小平称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这些国家人们害苦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倒塌。不管人们怎么说：苏联的变质是出现叛徒，还是帝国主义颠覆，但当这一制度瓦解时，没有出现夏伯阳式的人物为捍卫苏维埃而战斗，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悲剧，是人心所向，是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一种无形投票。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瓦解，在尚存的几个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改革对象。时至今日，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实践表明，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斯大林的失败也就盖棺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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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问题主要是由他所创建的制度模式。他是这一制度的缔造者，这一制度模式又把他推崇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享受着封建帝王的权力和尊严。连孙中山都反对的封建称颂，我们共产党的领袖都接受了三呼乌啦或万岁！（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职后，4月1日乘船到福建马尾时，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大小船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小旗和横幅。孙中山很生气，他说我现在是平民，万岁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为消灭这一封建王朝牺牲了许多革命同志，如果我接受这一封建称呼，对不起这些先烈，不撤走这些标语横幅，不上岸。）［16］党的领袖又受这一制度所驱使，做了一些本人也不愿做的事情（如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斯诺说，我讨嫌“四个伟大”）。斯大林又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这一制度不能制约他犯错误，反而纵容他一意孤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指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不谈这一制度的原因，只反斯大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反而继承了这一制度，必然导致灭亡，证明了邓小平所讲：“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所有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才焕发出社会主义的新春。所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作为一次伟大革命，这一革命对象应是“缺乏民主”、“物质贫乏”、“精神空虚”。而以这三者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正是邓小平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它应成为革命的对象，不应成为坚持、捍卫的偶像。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改革前进。有错误要纠正，如同泼去为新生婴儿洗涤的脏水一样，但不要将婴儿丢掉。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改革中探索，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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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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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属于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这是在纠正斯大林理论的误导，获得到思想解放，才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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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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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是一重大突破。在所有制上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混合所有制，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表明全民所有制已不存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和两类骨干企业”，大大缩小国有经济占据的行业和领域。2009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从30年改为“长久不变”，这就意味农民与集体的承包契约关系结束，集体所有制已基本不存在。资源由政府的计划配置，改为市场配置，这种计划已不存在。按劳分配分配改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可见，斯大林所设计的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被突破。这一突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生。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接，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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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斯大林“两个凡是”的突破，应当说坚冰被打破，改革的航道已开通，但继续走下去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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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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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斯大林的理论误导还远远没有清除，其影响还根深蒂固。如有的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还是回到斯大林的模式上去，仍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看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因为我国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并不是斯大林这一理论有错误。所以就有人将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看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忽视了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各种基金等所组成的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观点都影响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改革已进行了30年，到目前还没有到位，还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在这种双轨制下，名义上是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计划控制。名义上是政企分开，实际上是将政府垄断改为国企垄断。名义上将国企改为股份制，实际上国企的本质仍旧未变。这样，有人就能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体制获得特权而不承担责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想使改革止步不前，就将斯大林的公有制理论作为依据，反对发展民营经济，主张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可见，绝不能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改革的对象，斯大林的理论影响就会自行消失。对斯大林的影响力绝不能低估。当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就想突破斯大林的理论，但结果只是在斯大林的体制内进行管理权的改革，对这一体制没有触动。在以后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仍然没有超脱斯大林的理论，人民公社就是沿着斯大林设置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理论，实现“一大二公”。在毛泽东想纠正“三面红旗”所出现的错误时，曾号召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他指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议有评，出版了三本读书笔记，基本上是肯定的，没有跳出斯大林这一“如来佛”的手心。如今，不纠正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导，我国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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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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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德国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还是“死人抓住活人”。例如目前在理论上对民营经济的蔑视。现在我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如同一张太极图，二者在GDP的比重上旗鼓相当，这一太极图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写照。可是有人不承认这一现实，只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而占GDP的65%、占新增就业岗位80%、占税收总额56%，［17］已占半壁河山的民营经济，难道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就不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这是不顾事实的一种偏见，是斯大林的“理论”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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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斯大林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斯大林的理论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但突破斯大林的“理论”，如同一次“伟大革命”，绝不是“技术性细枝末节的修补”，因为斯大林模式是一个完整体系，各方盘根错节，相互制约，互相依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应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才能使改革取得胜利。邓小平1986年6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18］所以，改革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协调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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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实践证明，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行动。过去我们吃够了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之苦，今天我们还受他误导理论之害。我们只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突破他的“两个凡是”，才能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才能使思想进一步解放，才能使理论创新，才能推动改革前进，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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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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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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