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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俄罗斯在当今出现的这种以强国主义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引起民族沉沦和国家地位下降造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主义向来是依据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强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对待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持不同立场的。对于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同情、理解和支持态度的；对待强大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带有进攻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反对态度的。俄罗斯目前的民族主义，应该说与它在沙俄帝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不加分析地、笼而统之地把它视之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在处于某种弱势地位时带有某种自我保护意味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应给予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但是，由于传统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由于俄罗斯人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强国情结，对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又不能同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完全等而同之；在他们这种民族主义之中，是不能不说含有某种原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积淀成分在内的。因此，我们应当有所分析，有所区别，对其不同成分采取不同态度，而不能笼统予以同情和支持，或一概予以批判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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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向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导师”，这是斯大林的主要身份，也是他整个生涯活动的本质方面；如果仅仅用上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即以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观点评价斯大林，不能说是对他的正确评价和真正歌颂。这样来评论斯大林，恐怕连斯大林本人也不一定会认同。大家都记得，斯大林1931年在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对于这位作家把他同彼得大帝所作的比较，斯大林是不同意的。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是为商人和地主的“民族国家”，而他是为工人阶级，“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因此，认为这位作家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恰当的”。他只愿做“列宁的学生”。他还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这个大海。”［4］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比较谦虚和清醒的，他对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是冷静的。按他这种评价，他也比彼得大帝伟大得多。而现在，我们有些学者，对俄罗斯当今把斯大林放在同封建帝王同一行列里评说，似乎就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不，这仅仅是把斯大林作为继承俄罗斯帝国遗产和传统的大国领袖来评说的，不是高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贬抑；当然，就斯大林的这一身份来说，这也是对他不失恰当的一种评说和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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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斯大林的真正的、主要的身份、本质的方面，俄罗斯官方又是怎么评价的呢？据俄塔社莫斯科2005年5月6日报道，普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普京又说，这个时代的教训之一就是独裁，压制自由，这使国家和社会走上了绝路。［5］普京对斯大林的定性，就是“独裁者”。俄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说，斯大林“在国内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过火行为并不光彩”。［6］从俄官方代表人物这些言论看，恐怕不能说，俄官方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很显然，普京总统等对斯大林的本质方面，即国内政策方面，搞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面，是基本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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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哪一身份、哪个方面是更主要、更本质的呢？无疑，是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的领袖，是斯大林体制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建者这一方面，这才是他的本质属性。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他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这难道能说俄罗斯官方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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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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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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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决定着俄罗斯学术界历史研究态度的改变，因而发生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的重新评价。这期间，随着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史学界的改良—修正学派为自由民主派所代替。而在1992年以后几年，随着休克疗法一激进改革遭受严重挫折，西方自由民主派的史学观又陷入危机。大体在90年代后期，新的史学观——文明观开始抬头，欧亚主义为人们所重视。但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史学界的各种思想派别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新欧亚派和传统——乡土派，等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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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史学流派纷呈并存的情况下，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各说各话，很不一致的。但我们应该着眼并把握史学界的主流、基本趋势、基本看法，而不能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把少数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史学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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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把握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主流呢？这应着眼于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以此来把握这一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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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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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多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8］学术界大多倾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一系列关键的特征，如对社会实行绝对和全面的监督，一党专政，极度中央集权，压制异己思想，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民众的支持，等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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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它包含有俄罗斯传统和革命后果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也指出，斯大林体制“是所有社会力量情绪和活动的综合产物”。不过，许多史学家也同时指出，不能忽视斯大林在这一体制形成中的个人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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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斯大林体制的上述评价外，原改良—修正学派的“行政命令体制说”，还在一部分学者中间流行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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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工业化的评价褒贬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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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存在客观上的要求，是为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况所需要的。［11］但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可行的；而斯大林却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极后果较大的加速工业化方针。［12］这一方针引起轻重工业、工农业严重失衡，社会过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非常措施。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化很快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对二战的胜利起了支撑作用［13］。总体上史学界对苏联工业化有褒有贬，但肯定者还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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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农业集体化基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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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多数史学家对使用强制、暴力手段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完全否定的。［14］他们认为，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社会变成两极化，一极是官僚支配着国家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一极是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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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大清洗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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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30年代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普遍给以否定，认为正是这一大镇压，使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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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大清洗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和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版了数百种，达上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和包括各种资料的著作。［16］研究的问题涉及大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人数，等等，也出版了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出版了有关镇压情况的资料和研究性著作，仅普斯科夫一个地区就出版了有关那里镇压情况的15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14卷集，鄂木斯克有6卷集，斯摩棱斯克有4卷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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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17］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 · 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18］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1300万—1400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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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俄罗斯有3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建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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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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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20］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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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 · C · 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结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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