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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存在客观上的要求，是为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况所需要的。［11］但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可行的；而斯大林却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极后果较大的加速工业化方针。［12］这一方针引起轻重工业、工农业严重失衡，社会过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非常措施。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化很快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对二战的胜利起了支撑作用［13］。总体上史学界对苏联工业化有褒有贬，但肯定者还是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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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农业集体化基本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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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多数史学家对使用强制、暴力手段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完全否定的。［14］他们认为，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社会变成两极化，一极是官僚支配着国家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一极是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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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大清洗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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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30年代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普遍给以否定，认为正是这一大镇压，使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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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大清洗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和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版了数百种，达上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和包括各种资料的著作。［16］研究的问题涉及大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人数，等等，也出版了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出版了有关镇压情况的资料和研究性著作，仅普斯科夫一个地区就出版了有关那里镇压情况的15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14卷集，鄂木斯克有6卷集，斯摩棱斯克有4卷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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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17］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 · 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18］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1300万—1400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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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俄罗斯有3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建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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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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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20］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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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 · C · 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结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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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学者对上面这几个重要方面的评价看，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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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教科书较能反映学术界基本的、主流的观点。为了更确切地印证上述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再让我们通过两种较为典型的教科书，看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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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在教科书中带有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一部，这是由э · М · 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为首的20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对于“大清洗”，它是这么评价的：有关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这本书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23］可见，这个教本对“大清洗”是彻底否定的。该教本认为，30年代的体制是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对于整个30年代，这本书评论说，“尽管艰难困苦，发生所有困难，国家面貌却快速改变了”。“虽然国家生活在这个时期有过悲剧和矛盾，也有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但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劳动中追求高度职业技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和稳固家庭的思想动机，则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24］在这里，这本书只能用“强国思想”、国家发展和劳动、个人家庭幸福等最一般的思想来评论30年代，而怎么也否定不了“悲剧”、“乌托邦计划”和“矛盾、困苦”等。可见它尽管用语含糊，也不能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多少有力的论证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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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也是为教育部核准的教科书——A · К · 索科洛夫的《苏联历史教程（1917—1941）》。该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说得更透底一些。它在评说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时认为：“现在，对苏联30年代社会体制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以极权模式或极权制度为最流行。”［25］这个教程也持这一观点。该《教程》说，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史学界各种评价都有，既有“乌托邦纲领”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特殊民族支派”说；既有“国家社会主义”、“变形社会主义”说，也有“兵营社会主义”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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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史学界的主流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大体上仍然保持着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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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史学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从这个更大、更宏观的视角，就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研究的状况作一个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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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史》杂志，这是俄罗斯史学界三大史学权威杂志之一，它几乎每期后面都转载俄罗斯《图书评论》杂志发布的俄罗斯近期面世的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新书书目。对这些书目，从2000年第1期到2006年第1期，除极个别几期杂志因他人借出无法查阅外，对6年间各期杂志上的绝大部分书目，笔者都作了查阅和统计。查阅书目总计2372种，其中明显直接涉及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书籍，计165种，其中从标题判断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占130种，属中性标题的占30种，持肯定或赞颂标题的有5种。这个数量统计足以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出版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持否定评价的著作，要大大多于持肯定评价的著作。笔者以为，这种权威的纸质媒体资料比无法取得数量概念的电子网络资料更能说明问题。笔者之所以敢于断定，俄罗斯史学界“当今否定斯大林的资料实际上还更多一些”，［27］就基于这一资料来源。有学者对这一论断提出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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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有的中国学者在文章中举证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言论，说他们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或为他进行翻案，对此，你有什么评论？我现在就此讲三点：（1）我已经谈及了几个这类学者，如Э．М．夏金和库库什金等，他们分别是第一种教科书的主编和评论者。他们的观点在教科书中体现得较全面，看不出他们是要重新评价斯大林；有论者所引夏金的话只是表明了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国家思想”的某种调整，根本说明不了是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2）没涉及的其他俄罗斯学者，他们都大体是影响不了“基本盘”的极少数，其中有一直持30年代“联共（布）简明教程”观点的学者，他们几十年对斯大林观点如一，谈不到是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此外，有的还是学术界的“怪人”，如那个亚历山大 · 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史学界就如是称。（3）笔者还要重点涉及一部著作——弗 · 维 · 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28］这本书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2004年我国就用极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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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П · 达尼洛夫对该书及其作者是有评论的，他说：弗 · 维 · 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了30年代法庭审判中那些被告的供词”，这样使用供词“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些“审判中的供词是如何得到的，人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领导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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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 П · 达尼洛夫又说，他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领导请教并询问了有关《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引用1919—1930年间和1930—1940年间被镇压者的数字资料的情况。这位学者说：“2003年5月8日我收到了正式答复，说是经查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拉 · 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呈报的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1919至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资料。’因此从‘上述资料的形式’及其内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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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这是一本含有伪造资料的，甚至拿非法审讯口供做论据、存在严重纰漏的非学术性著作。像这类非学术类著作，恐怕不能用做评价斯大林的可靠凭据。而这类书籍或文章，或此类作者，或者连这类作者都不如，连节目主持人、演员关于斯大林的言论，都进入了相关学者的学术文章，并当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佐证，这恐怕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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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一个典型的标本——《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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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要涉及近年被俄罗斯国内外炒作得很凶的一本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用书》，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标本加以解剖，看看从中是否能得出俄罗斯“重新评价”、“从新肯定”斯大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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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最能代表俄罗斯民族爱国派对斯大林评价的一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被某些人看做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31］也是“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官方色彩”的一本书，并且认为，这本书引起了“西方震动”，是因为普京重新评价了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按照本书作者本人所说，该书“给出了一个评价祖国历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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