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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17］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 · 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18］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1300万—1400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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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俄罗斯有3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建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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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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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20］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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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 · C · 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结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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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罗斯学者对上面这几个重要方面的评价看，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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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教科书较能反映学术界基本的、主流的观点。为了更确切地印证上述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再让我们通过两种较为典型的教科书，看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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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在教科书中带有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一部，这是由э · М · 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为首的20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对于“大清洗”，它是这么评价的：有关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这本书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23］可见，这个教本对“大清洗”是彻底否定的。该教本认为，30年代的体制是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对于整个30年代，这本书评论说，“尽管艰难困苦，发生所有困难，国家面貌却快速改变了”。“虽然国家生活在这个时期有过悲剧和矛盾，也有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但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劳动中追求高度职业技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和稳固家庭的思想动机，则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24］在这里，这本书只能用“强国思想”、国家发展和劳动、个人家庭幸福等最一般的思想来评论30年代，而怎么也否定不了“悲剧”、“乌托邦计划”和“矛盾、困苦”等。可见它尽管用语含糊，也不能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多少有力的论证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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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也是为教育部核准的教科书——A · К · 索科洛夫的《苏联历史教程（1917—1941）》。该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说得更透底一些。它在评说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时认为：“现在，对苏联30年代社会体制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以极权模式或极权制度为最流行。”［25］这个教程也持这一观点。该《教程》说，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史学界各种评价都有，既有“乌托邦纲领”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特殊民族支派”说；既有“国家社会主义”、“变形社会主义”说，也有“兵营社会主义”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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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史学界的主流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大体上仍然保持着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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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史学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从这个更大、更宏观的视角，就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研究的状况作一个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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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史》杂志，这是俄罗斯史学界三大史学权威杂志之一，它几乎每期后面都转载俄罗斯《图书评论》杂志发布的俄罗斯近期面世的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新书书目。对这些书目，从2000年第1期到2006年第1期，除极个别几期杂志因他人借出无法查阅外，对6年间各期杂志上的绝大部分书目，笔者都作了查阅和统计。查阅书目总计2372种，其中明显直接涉及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书籍，计165种，其中从标题判断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占130种，属中性标题的占30种，持肯定或赞颂标题的有5种。这个数量统计足以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出版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持否定评价的著作，要大大多于持肯定评价的著作。笔者以为，这种权威的纸质媒体资料比无法取得数量概念的电子网络资料更能说明问题。笔者之所以敢于断定，俄罗斯史学界“当今否定斯大林的资料实际上还更多一些”，［27］就基于这一资料来源。有学者对这一论断提出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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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有的中国学者在文章中举证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言论，说他们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或为他进行翻案，对此，你有什么评论？我现在就此讲三点：（1）我已经谈及了几个这类学者，如Э．М．夏金和库库什金等，他们分别是第一种教科书的主编和评论者。他们的观点在教科书中体现得较全面，看不出他们是要重新评价斯大林；有论者所引夏金的话只是表明了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国家思想”的某种调整，根本说明不了是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2）没涉及的其他俄罗斯学者，他们都大体是影响不了“基本盘”的极少数，其中有一直持30年代“联共（布）简明教程”观点的学者，他们几十年对斯大林观点如一，谈不到是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此外，有的还是学术界的“怪人”，如那个亚历山大 · 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史学界就如是称。（3）笔者还要重点涉及一部著作——弗 · 维 · 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28］这本书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2004年我国就用极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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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П · 达尼洛夫对该书及其作者是有评论的，他说：弗 · 维 · 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了30年代法庭审判中那些被告的供词”，这样使用供词“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些“审判中的供词是如何得到的，人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领导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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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 П · 达尼洛夫又说，他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领导请教并询问了有关《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引用1919—1930年间和1930—1940年间被镇压者的数字资料的情况。这位学者说：“2003年5月8日我收到了正式答复，说是经查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拉 · 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呈报的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1919至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资料。’因此从‘上述资料的形式’及其内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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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这是一本含有伪造资料的，甚至拿非法审讯口供做论据、存在严重纰漏的非学术性著作。像这类非学术类著作，恐怕不能用做评价斯大林的可靠凭据。而这类书籍或文章，或此类作者，或者连这类作者都不如，连节目主持人、演员关于斯大林的言论，都进入了相关学者的学术文章，并当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佐证，这恐怕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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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一个典型的标本——《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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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要涉及近年被俄罗斯国内外炒作得很凶的一本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用书》，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标本加以解剖，看看从中是否能得出俄罗斯“重新评价”、“从新肯定”斯大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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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最能代表俄罗斯民族爱国派对斯大林评价的一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被某些人看做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31］也是“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官方色彩”的一本书，并且认为，这本书引起了“西方震动”，是因为普京重新评价了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按照本书作者本人所说，该书“给出了一个评价祖国历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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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俄罗斯出版后立即引起我国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马上翻译出版，大加宣传，认为它“重新评价”了斯大林和苏联历史。下面让我们看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究竟是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了“基本评价的变动”，就是说，作了由“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评价，或者说“重评”、“重新肯定”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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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看这本“教师参考书”是怎么给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定性的。其中说：“斯大林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熟知俄罗斯历史并景仰上述历史人物（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引者），认为他们是自己的老师，而他也有意识地遵循先辈们的‘历史规则’。”［32］接着又说：“实质上，斯大林内外政策的目标是重建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上和地域意义上的帝国……斯大林实际上实现了‘白俄运动的理想’。”［33］这理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收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报那次失败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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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用很大篇幅论证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与15—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和18—20世纪的沙俄帝国，不仅有着“国家特征的相似性”，而且有着“政治一组织原则的相近性”，实际上是说，不仅斯大林本人是“俄罗斯帝王”，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继承人”，［34］而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历史演变”的结果，是前两者在“政治一组织原则”上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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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具有对斯大林定性性质的评价，是肯定这位政治领袖人物，还是对他的否定？这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斯大林本应该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但却被定性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所领导的苏联本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却被说成是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政治一组织原则”的继承者，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颂还是侮辱？如果斯大林本人在世，也不会把这看做是赞颂之词的；他曾说，无产阶级领袖同彼得大帝相比，一个是“大海”，一个是“沧海之一粟”。他这句话，应该被无产阶级奉为“名言”，比起我们一些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学者来，是高明千百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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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把斯大林看做俄罗斯帝国思想的继承者，这并不是该书作者亚 · 维 · 菲利波夫的发明，这是以前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历史学家早有的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年转向沙俄帝国传统，不仅恢复了沙俄帝国的机构名称（如把“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等）和建制，赞颂帝俄将领扩张侵略的功业，还把伊凡雷帝称为“伟大英明的统治者”。［35］因此，这本“教师参考书”对斯大林的这个评价并不是“重评”，这是“一仍其旧”的一种说法，差别仅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还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和价值观要求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思想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到了目前这位民族爱国主义者的作者亚 · 维 · 菲利波夫的笔下，却是完全没有了一丝一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气息，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标尺，而完全是歌颂、肯定斯大林这位“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奇怪的不是该书作者这种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倒是我国的一些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此也不加分辨，以为该书作者是“肯定”、“重评”了斯大林。目前的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学者，在这本“教学参考书”中是在大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舞曲，而我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知道为什么却也跟着大跳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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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让我们看看这本“教师参考书”中被认为是对斯大林评价最高的一句话：“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36］作者在书中对“最成功”的理由，列举了5条：第一，正是在斯大林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第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第三，“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第四，“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第五，“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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