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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33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A · В · 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我每次都参加了。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13］之后，出现了“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名单”，该名单由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组成。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由13人组成的名单，由首都各个区委以前的书记及赫鲁晓夫本人的前助手构成。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作出了《关于在监禁地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No. П184/LⅣ号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下属党委会，它们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授权，并被派往各地的集中营，审理那些因政治罪和职务犯罪正在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作出释放他们的决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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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35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是怎样把他们宣布为敌人的？”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被归入这类案件的管辖范围之内。斯大林有责任。”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反恐怖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许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可以说是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无法原谅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应当恢复真相”，“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给予斯大林以自己的地位。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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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37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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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39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三分之二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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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41 （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根据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一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退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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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43 （2）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代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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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45 （3）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制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对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蒂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丘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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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47 （4）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000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三分之二遭逮捕。绝大多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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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49 （5）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对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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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51 （6）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事先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按规定程序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洛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联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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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53 （7）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代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和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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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55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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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57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很清楚，斯大林已经不能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该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而且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提出听取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以不使30年代的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作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人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很英勇，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需要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造成神，最后造出的却是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没有丧失威信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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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59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应该向代表大会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地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作一报告，吸收所有中央书记参加。由谁来作报告，考虑一下。也许还可以在原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说一下，我们准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来作出两项决定：一、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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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61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作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19］在这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责成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把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要求提交中央全会；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2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作。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须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作，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作，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2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作出了决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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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63 在作出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后，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2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 · 维 · 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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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65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把基辅附近、1942年在哈尔科夫附近被包围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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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67 据谢皮洛夫的回忆，在作上述口授的前四天，赫鲁晓夫曾要求谢皮洛夫起草一份报告稿。在赫鲁晓夫2月25日的报告时，谢皮洛夫发现自己所写的句子不时出现，但整个稿子是经过别人重新写过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作报告以前已经有了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加上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赫鲁晓夫还拿到米高扬、萨布罗夫等就外交关系以及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提出的文字稿，［26］这些就成为赫鲁晓夫的报告稿的基础。至于这几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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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69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或者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宣读报告。可能赫鲁晓夫当时作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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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71 所以，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作出了。秘密报告的稿子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起草的。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决定是在代表大会举行期间作出的呢？从上面提到的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对事先没有通知他们，突然揭露个人崇拜，在自己工作中“引起休克”，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有意见。对苏共领导这种做法的不满、有意见，不只是意大利共产党，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强烈的反映。赫鲁晓夫这种说法显然是为对付兄弟党而作出的一种辩解。“秘密报告”对于没有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人，特别是其他国家共产党来说，是很突然的；但说这是“突然袭击”，则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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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73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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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75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除了大会代表，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和党中央的机关干部也应邀参加。会议一开始，布尔加宁就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国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则是“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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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77 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消息，早在1956年的2月底到3月初，就在一些国家开始传播，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公布了全文。我国是在1988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首次公布《秘密报告》全文的，是从英文转译的。但国内绝大多数人对报告的概念仍来自五六十年代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文件，因而至今对这个报告存在着种种不完全合乎实情的看法，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仍重复“九评”的观点，甚至继续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追寻苏联垮台的原因。笔者一开始就指出，要评价历史首先要弄清事实，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到底讲了些什么？是捏造了大量谎言，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在这一节笔者将根据《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刊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原件，对其内容作尽量如实而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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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79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28］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建议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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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281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人也主张宽容和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做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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