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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做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对广大党政干部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地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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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及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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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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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和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许多案件由斯大林一人亲自处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赫鲁晓夫又转到“医生谋杀案”上,“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给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原卫生部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维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他还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并说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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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第五部分揭示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一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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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了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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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绝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把话题转到:“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家呢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的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 · 安德烈耶夫也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有25名委员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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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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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关于作报告的具体情况,有关回忆录的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还有人肯定说,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直接点名指责了伏罗希洛夫等。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俄罗斯国家档馆保存的是报告后第4天即3月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供的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作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名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的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公布的就是这个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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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 · 谢 · 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 · 谢 ·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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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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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里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作出说明和交代,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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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作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能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辞,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三四十年代至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镇压性质刑事的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 “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30]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000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0000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31]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绝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定量性的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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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人们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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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作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列宁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苏维埃国家一建立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集权国家。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集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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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作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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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并且没有触及最根本的要害即苏联的体制问题。所以,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合乎实际的,即使是“否定”的,他也没有否定到点子上,没有看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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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亚历山大 · 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06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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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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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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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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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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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3 т. М., РОССПЭН. 2003. Т. 1. 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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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А · И · 米高扬《往事的回忆》,转引自(俄)阿克秀金著:《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54年的苏联社会情绪》,莫斯科:РОССПЭН,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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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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