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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失去了乌克兰党的一把手的宝座，帕托利切夫被任命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主管农业的书记，斯大林想以此加强乌克兰春小麦的播种。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渐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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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斯大林任命卡冈诺维奇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奉调回莫斯科，乌克兰人民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也顿感轻松，他又重新担任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则由他的亲信杰 · 谢 · 科罗特钦科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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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斯大林再次把赫鲁晓夫召到身边。原莫斯科州委书记波波夫被任命为城市建设部部长，赫鲁晓夫被免去在乌克兰的职务回首都接替波波夫，赫鲁晓夫又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听到赫鲁晓夫奉调莫斯科，许多乌克兰人恋恋不舍，乌克兰著名作家旺达 · 利沃夫娜竟在赫鲁晓夫面前失声痛哭，她不断说：“你怎么能走？你怎么能离开乌克兰？”对赫鲁晓夫怀有这种感情的不止她一人。赫鲁晓夫对乌克兰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夫人尼娜 · 彼得罗夫娜出生于乌克兰人聚居的村庄，会讲乌克兰语，与乌克兰人有良好的关系，受她的感染，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党政军界、教育科学界、文艺界都有一批交往密切的朋友，他被乌克兰人当成是“自家人”，而不是莫斯科派来的监督者，这是赫鲁晓夫获得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在苏联高级领导人物中，像赫鲁晓夫这样深得一方民众发自内心爱戴的领导人是少有的，这也许是日后赫鲁晓夫能战胜竞争对手成为斯大林继承人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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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反对贝利亚的斗争。6月26日贝利亚被逮捕，同年12月被以叛国罪处死。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评价此事时说：赫鲁晓夫在逮捕贝利亚一事中能起主要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实际上比其他人更能明察秋毫、才智过人、干劲十足和坚决果断，同时，贝利亚低估了赫鲁晓夫，低估了他的品格，他那深藏不露的、与生俱来的、纯粹乡下人的机敏和狡黠，低估了他的健全的头脑和性格的力量，而把他当成其貌不扬、愚昧粗鲁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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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被除，悬在党和政府头上的利剑被砍断，提高了党的威信，同时也提高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威信。他于1953年9月正式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以党的名义统领国家安全机关，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其中。此后，赫鲁晓夫顺应民意，开始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平反，到1953年底有1000余人被恢复了名誉，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加里宁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大儿媳、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等等。此举使赫鲁晓夫声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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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还有两项动议受到人民的欢迎：一是结束“有害的”生活方式。战后，斯大林的习惯是夜间工作，上午睡觉，不仅一些会议在夜间召开，而且他经常深夜给主席团成员、部长，加盟共和国首脑、州委书记打电话，所以，从上到下都随斯大林调整作息时间，使工作杂乱无章，干部疲惫不堪。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一项命令：从1953年9月1日起结束“有害的”生活方式，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早9点至下午6点为工作时间（中间含1小时午休），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上午10点到下午7点为上班时间，此举受到了普遍欢迎。另一项是开放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时期，这里是群众的禁地，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克里姆林宫向群众开放，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不再在克里姆林宫居住，群众只要买一张门票，便可以到这里来休息、参观古老的建筑群、观赏奇珍异宝。1953年12月31日，青年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舞会，从此，对莫斯科的青年和儿童来说，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舞会成了传统，苏联人民为多了一个游览和集会的好场所而笑逐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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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1月，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新机构——苏共中央总部，取消了马林科夫掌管的苏共中央办公厅。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党的机关，他越来越多地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渐渐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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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案件被揭露打击了马林科夫。1955年2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提出了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申请，马林科夫被降职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力部部长，同时，他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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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他开始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措施引起了党内高层一些人的不满，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想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则坚称他是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第一书记，主席团无权罢免。在朱可夫的帮助下，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赶往首都，在1957年6月22—29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参加这次全会的代表是苏共二十大选出来的，在309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215名同志报名要求发言，其中在会上发言的有60名。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支持赫鲁晓夫，谴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等人，有人谴责他们阴谋反党，有人则追究他们参与大清洗的责任。6月29日，在莫洛托夫一票弃权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撤销谢皮洛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并将他从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清除出去。赫鲁晓夫彻底战胜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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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2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布尔加宁被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其军衔也从元帅降至上将，他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在伏罗希洛夫的提议下，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为了加强党对军事部门的一元化领导，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这样，赫鲁晓夫也像斯大林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进行了检讨，他说：“我常常批评斯大林一人身兼两职，一个是政府的职务，一个是党的职务。我除了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外，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就意味着在我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像是臭虫正在吮吸我的血液和损坏我的抵抗力。我将让历史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判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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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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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与斯大林首次相见是在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他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赫鲁晓夫所在的顿巴斯代表团的莫伊谢因科请求斯大林与他们一道合影留念，斯大林愉快地答应了。在摄影过程中，摄影师彼得罗夫指挥大家照相，斯大林开玩笑说：“彼得罗夫喜欢发号施令，可是在我们这儿发号施令是不行的，不许发号施令！”大家很为斯大林的民主精神所感动，“我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发表这种意见不是偶然的，这句玩笑话本质上符合斯大林的天性。随后在代表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讲话，他的一些即兴插话，也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我越来越对这个人物怀有深深的敬意”。［3］初次相见，斯大林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深信，斯大林就是党，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独具一格的判断，使他在苏联20年代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始终紧跟斯大林，从而得到信任和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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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有关于斯大林为人谦虚、民主作风好的佳话传到顿巴斯。一次，顿巴斯矿区的一批学生到莫斯科观光，领队列 · 阿 · 里姆斯基决定询问一下斯大林是否可以接见这个学生代表团。他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立即接通了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同意接见他们。在接见中，里姆斯基提出请斯大林给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诺（尤索夫卡）的工人写封贺信，斯大林断然拒绝，并严肃地说：“我不是地主，工厂的工人们也不是我的农奴，我不会给他们写信，也不喜欢别的人这样做。”［4］此事在顿巴斯传为美谈。赫鲁晓夫更加深信，斯大林是一个颇具民主精神、平易近人、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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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理论和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反右倾的浪潮中青云直上，也是斯大林清洗老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受益者。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有机会参加斯大林的家宴，“斯大林在这些家宴上显得很有人情味儿，令我印象深刻。我更加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既把他当做其身边的人无出其右的政治活动家，又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5］他对斯大林的歌颂也是真诚的，也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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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具有很强的皇权思想，他们习惯于把成绩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便掀起了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斯大林50寿辰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随着反对派被击败，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苏联人民的生活开始好转，斯大林在党和群众中的威信提高。1934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布哈林、加米涅夫等前反对派成员也都加入了颂扬者的行列。赫鲁晓夫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斯大林的提拔和信任，他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伟大而正确的。在十七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就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领袖”，“最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略家”。在十七大上，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的调门很高，只有他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虽然目睹了党的许多活动家、优秀的红军将领被送上了断头台，但他并没有怀疑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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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怀疑是从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的，苏联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他直观地感到对红军将领的清洗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表明斯大林并不总是英明的，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委靡不振和战争进程中斯大林的一些指挥失误也刺激了赫鲁晓夫。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和基辅失陷，赫鲁晓夫开始怀疑斯大林这个“天才领袖”的天才，但他仍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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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24日是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纪念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突出颂扬了斯大林。他援引了斯大林1917年12月所说的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兄弟和同志的一段话，他说：“到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和庆祝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乌克兰人民是团结一致的，空前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乌克兰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忠于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的英明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是我们在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他带头高呼：“我们的英明领袖、乌克兰人民最好的朋友——敬爱和伟大的斯大林万岁！”［6］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是出自内心的尊敬与敬佩，那么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战后春小麦之争等事件后，赫鲁晓夫的颂扬恐怕更多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当然也还有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毕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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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在庆祝仪式上，毛泽东坐在斯大林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左边，足见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赫鲁晓夫在当天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歌颂斯大林的文章，称：“斯大林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他同人民的敌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捍卫了列宁学说的纯洁性和我们党的统一与钢铁般的团结。”斯大林一直守在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边，慈父般地保护和帮助他们成长，因此，“我国各族人民怀着无比的热情，怀着做儿女的心情，把伟大的斯大林称之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光荣属于生身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在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颂扬也是生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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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小圈子中的人物，经常参加斯大林的夜宴，近距离观察到斯大林的生活和为人。他也时常感到不安全，担心哪一天斯大林不高兴把他也送进集中营，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环渐渐退去。审查贝利亚案件和了解大清洗的内幕，使赫鲁晓夫了解了另一个他不知道的斯大林，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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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1955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这种审讯是公开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当地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前政治犯都能参加，这对动员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院领导下建立了几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的暴行，包括30年代几次大审判和对军队的清洗。在调查贝利亚事件时，赫鲁晓夫发现，斯大林本人才是苏联大清洗、大恐怖的核心人物，是无数冤案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感到受骗了，被愚弄了。因此，他要揭露斯大林，要为自己树立维护正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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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检察机关收到犯人及其家属的无数封请求信，要求为无辜者平反，但这一工作进行得很慢，1955年被释放者还不到1万人，大多数是30年代党的领导人。审讯贝利亚及其亲信，为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列宁格勒案件”及一些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也传到了集中营和劳改场，大量的政治犯要求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如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的卡皮塔尔纳亚矿区、哈萨克的肯基尔集中营的犯人们弄到了武器，苏联政府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才把暴动平息下去。被迫害者及其家属要求恢复名誉的呼声、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谴责、全体党员要求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要求，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促使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冲击，这是赫鲁晓夫挺身而出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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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访问南斯拉夫，此事促成了苏南关系的恢复，对推动赫鲁晓夫起而反对斯大林也起了作用。5月26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公开承认苏方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决心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但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等“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的讲话并未被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会谈中气氛也很紧张。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之于贝利亚，铁托十分不快。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地表明，苏南关系破裂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遭到赫鲁晓夫等人的驳斥。但后来赫鲁晓夫逐渐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维护斯大林是多么虚伪，南斯拉夫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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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航线走下去；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赫鲁晓夫这一派人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并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他必然要拿斯大林开刀，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相比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错误泥潭中陷得比其他人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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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问题，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建议彻底调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老政治局委员中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均在1926年进入政治局）、卡冈诺维奇（1930年进入政治局）对此不热情，米高扬也不支持他，马林科夫更反对，只有“年轻的”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支持他。总的看，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中央委员会中也不占多数，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置身事外，他也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在大清洗的年代里，他先是做“京官”，后又来到多事之地乌克兰，他的双手也沾染了鲜血，揭露斯大林，弄不好也会危及自身，但赫鲁晓夫义无反顾地要做这件事，他认为必须对代表们可能提出的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和现在对他们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此，一个政治家的良心和道德感无疑起了作用。作为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赫鲁晓夫朴素善良的愿望、对广大受害者的同情，使他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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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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