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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及其副手科马罗夫也参加。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也有义务参加其活动，该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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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日在苏联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查处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莫洛托夫说：“但是，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的地位应该承认。”“在报告中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卡冈诺维奇说：“可以重新认识许多事，但30年前斯大林就成了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党应该知道真相，但是应该这样描述，如何被命运操纵。受当时的局势所支配。但是，我们带领国家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之路前进。有斯大林的成分吗？有，有很多例证，赫鲁晓夫同志，说出来是对的，但应该好好想想。”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致，应该恢复事实真相，事实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胜利了，当然有丑事，这也是事实。”布尔加宁说：“应该向党说出全部真相，斯大林代表他自己，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要做傻瓜，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被他消灭了。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伟大的继承者。”年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不仅对斯大林的大镇压表示震惊，还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表示了怀疑，如萨布罗夫说：“如果相信事实，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是不能原谅的。”苏斯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知道了可怕的东西。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斯大林对德文斯基说：一个区剩10—15人就够了。”赫鲁晓夫：“斯大林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也动用了一切残酷的手段。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7］从以上主席团成员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揭露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强调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则对把斯大林当成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的继承人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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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从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强调，不应该光说这些，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了30年，进行了工业化，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成了一个伟大的党等。布尔加宁建议以1934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斯大林，强调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萨布罗夫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立场，他们试图在领袖的活动中找出肯定的方面，但这并不像卡冈诺维奇说的那样是缺点，而是犯罪。针对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强国的说法，萨布罗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初期的失利）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与芬兰的冲突，谋求黑海海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最后，赫鲁晓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佩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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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在会上提出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闭会时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建议。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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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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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他以往所不知晓的事情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也不排除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同样更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对于那个时代——这是革命性的措施，首先是在精神和道德领域。”［8］“不应该忘记，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为千百万人平反，在苏联社会重塑了新的氛围。”［9］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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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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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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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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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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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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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赫鲁晓夫言论》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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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息报》网站www.izvestia.ru 200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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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ого 50 — летию X X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y. ru 10. 04. 2006. 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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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ого 50 - летию X X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y. ru 10. 04. 2006. 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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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48．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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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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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被中国人概括为“三和路线”，在中苏大论战时期被中共痛批。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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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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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本是列宁的思想。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认识到世界革命不会很快到来，苏俄要生存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斯大林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对和平共处的长期性重视不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渐趋紧张，甚至发展到了尖锐对抗的地步，双方爆发了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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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面对危机重重的苏联社会，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上，这就要求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必然的选择，于是，苏共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新领导人必然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为自己的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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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时说：“这就是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1］赫鲁晓夫在表达苏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时说：“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强调苏联奉行和平政策，革命不能靠武力输出，“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胜利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认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2］关于防止战争的问题，赫鲁晓夫强调，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3］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是从革命与建设两个角度谈的，他提到中国和东欧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形式，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4］从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赫鲁晓夫所论证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是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在谈到“和平过渡”问题时并没有否定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还谈到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些思想概括为“三和路线”并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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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政策的重点在于改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进行合作，这为和平共处增加了现实的内容。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不让步、不谈判的做法，提出为了和平的利益应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考虑对方的利益，“对于我们苏联人，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这不只是在两个体系间没有战争，而是还在于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赛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接触与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点出发：在现在条件下完全有在两大体系间制定具体而现实的纲领，包括发展贸易，共同帮助弱小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共同采取行动等等”。［5］对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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