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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是苏联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初衷；中国倒向苏联一边，也是出于对付美国威胁的考虑。但是，这种同盟关系并不是两个平等国家的联盟，它首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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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开始，所谓的国际主义原则并不是以是否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苏联，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利益为判断标准。斯大林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变成了“保卫苏联”，苏共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检验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准。1926年斯大林就说：“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5］斯大林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把苏联的利益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之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苏联一国的国家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6］各国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任务，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所谓的国际任务，紧跟苏联这个“旗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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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斯大林一直都要求国际共运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战略需要，苏共的政策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不管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各国的实际。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反法西斯斗争上来，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斗争，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说，政府在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胜利，对于人民是最危险的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才转为要求各国共产党加强反法西斯斗争，但反对建立工农政权，压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要求南共考虑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1943年，斯大林为了便于与罗斯福、丘吉尔谈判，巩固它们之间的联盟并保证在战后瓜分世界，突然宣布共产国际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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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东欧民主国家的建立，苏联于1947年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阵营内的各国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结盟关系，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范式的国家关系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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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承认一个中心，实际上不允许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完全的独立性。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各国的政策要与苏联协商和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式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南斯拉夫由于不接受苏联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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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原来在共产国际内部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从党际关系的层面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而且党的关系实际上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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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种联盟关系是建立在不成立的假定基础上的。毛泽东曾概括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我们两国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伟大的中苏同盟是一种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完全新型的同盟关系。”［7］实际上指导思想可以一致，但两国的根本利益很难一致，两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国际战略目标有异，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不同，两国关系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力求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代替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也是行不通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全体成员的利益，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不能在国际社会很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很难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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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国交往中，每个国家的决策者都应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都不能很好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苏联在内。作为盟主，苏联相对而言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也必须考虑和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否则，很难保持住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地位。1956年波匈事件后，苏联不得不调整和改变在东欧的政策。就中苏关系而言，苏方存在着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还是相对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当中国对苏联没有威胁时，苏联可以不在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当苏联认识到中国积累力量可能会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提出挑战时，苏联就会不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更关心中国的获益。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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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很弱，对苏联不是威胁，苏联尽其所能给了中国大量援助。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赶英超美”目标的确立，再指望苏联毫无保留地对中国进行援助也就不可能了。就安全利益而言，双方结成军事同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为此双方可以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一旦美国的威胁下降，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基础就会下降，而作为两个大国又是邻国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就会暴露出来。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国家关系范式，没有为调整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提供条件，当50年代中苏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后，联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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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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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衡量，中苏同盟的破裂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对中国害处更大。双方并没有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处理两国的关系，而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的，苏共为了捍卫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中共则认为苏共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要帮助它克服修正主义，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关系越来越僵，最后两党关系恶化，导致了中苏联盟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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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变”与中共的“不变”之间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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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回答英国首相希思的提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时，说：“中苏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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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54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华，这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首次见面，赫鲁晓夫把这次庆典看成是巩固与中国友谊的大好时机，为此，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份厚礼：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技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主动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根据最新档案资料，这一丰厚的礼物是赫鲁晓夫努力争取来的。［9］应该说此后中苏之间的关系要比斯大林时期平等得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却认为，中苏分歧是从1954年开始的呢？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这个年龄、资历、理论水平都不高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是不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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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新一届苏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强调两种制度的共存、提出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等等，苏共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与西方僵硬对抗的方针，表示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变化突破了一些传统观念。他们的某些观点与主张中共是不认同的。在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和毛泽东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事后说：“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10］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以及毛泽东在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军事实力时，只比较双方人数的说法，都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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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上台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同斯大林时期有了明显不同。1953年7月结束的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一道，对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小兄弟，开始在阵营中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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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不满意的。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该文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姿态，正面讲了一些道理。文章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文章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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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个人，更强调客观原因。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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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冲击，出现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犯了错误，并试图帮助苏共纠正这一错误。中共反对苏联干涉波兰，积极推动苏共干涉匈牙利。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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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再论》有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意图，其观点主张明显不同于苏共二十大报告，实际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还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主张，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有所缓和，苏共专门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力图全面评价斯大林。但是，苏共与中共的分歧并没有因此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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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干涉内政，加剧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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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12］毛泽东明显针对赫鲁晓夫说：“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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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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