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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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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苏共做工作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上。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这也说明苏共对中共还是另眼相看，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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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957年11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邀集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和毛泽东主席会见。图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谈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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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14—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都作了即席发言，这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没有享受的待遇，毛泽东的发言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表示不要害怕战争，不要怕死人，盛赞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4］这一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看法是有区别的。毛泽东竭力主张“以苏为首”，但更强调红花需要绿叶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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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共事先草拟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草案只提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并对宣言提出了修正草案。［15］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还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中苏两党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征得兄弟党代表团的同意，使《宣言》得以通过。该《宣言》实际上是中苏两党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原草案相比，《宣言》做了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此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高出了除苏共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并且已经能影响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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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中苏间的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16］另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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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共尽管接受了中共的某些建议，但是双方之间的分歧并未消除，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出现核武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战争危险等观点与看法，赫鲁晓夫等人是有保留的。在国内政策和理论问题上，毛泽东越来越“左”，1957年反右，1958年搞“大跃进”，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有取代苏联之意。同时，苏共对中国的“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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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的冲突使矛盾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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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家战略利益的不同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导致双方产生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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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18］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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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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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毛泽东又把尤金找来，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不满。毛泽东针对苏联不肯给中国海军核潜艇技术材料，而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做法，十分生气地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弹，就要控制，就要租界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由近及远，他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中苏两党只是口头上的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我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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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说：“取消4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我们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这次提所有权的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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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谈话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毛泽东把长期积压的对斯大林的不满都发泄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并借机对苏联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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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到当时中苏是军事同盟这一框架下来考察，此事并不奇怪。中国领导人的激烈反应是苏联领导人没有预料到的，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我们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20］他们认为在同一个阵营里，这种军事合作是正常的。苏联想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海军舰队谋求一处停靠基地，主要意图是对付美国，并不是有意控制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21］但对作为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独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无异于帝国主义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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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赫鲁晓夫为消除中国误解，明确表示苏联从来没有想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这并没有消除中国领导人的不满。1958年8月3日，长波电台的事按中方意图顺利解决，中苏签订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海军技术援助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但是，中苏关系并未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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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此事中所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22］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对中国很不满，“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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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国都开始自行其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先没有通知苏方，苏方虚惊一场，怕被中国拉下水，跟美国开战。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中国对苏联偏袒印度的立场不满。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草案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实际上许多观点是针对苏共的。1959年6月，苏方宣布废除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访美和到中国来推行他的和平计划，更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在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1959年12月，毛泽东所拟定的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明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4］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罗列的问题主要有，“（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1）骄傲自大；（2）领导犯错误；（3）歪曲马列；（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对和平悲观”。［25］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道路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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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7—17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谈到对苏共、赫鲁晓夫的看法时，大家提的意见有：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26］在同年2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观点尖锐对立，赫鲁晓夫表示不再理会中国的声音，他们要走自己的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实际上“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27］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8］但是，事态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在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从此，中苏两党开始公开相互攻击，双方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上各说各的理，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分歧，看不到共同点，关系越来越僵。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援华专家，中断对华援助项目，两国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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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争加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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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对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还在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事先已下发给兄弟党）中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反驳，继续捍卫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批评中共的主张。在大会发言中，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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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国的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的建设中途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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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苏斯洛夫送给中共代表团的长达6万字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共的攻击。刘少奇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会晤中反复告诫他：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不好。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党参加会议的精神就是以互谅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使81国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在刘少奇的严肃而真诚的表态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经过协商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及其会后，中苏间的争论又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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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不愿前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列宁、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了国内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偏离原来的主题，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同时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站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边，反对苏共的做法。中苏两党在会谈中也各持己见，周恩来遂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全面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