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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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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衡量，中苏同盟的破裂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对中国害处更大。双方并没有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处理两国的关系，而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的，苏共为了捍卫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中共则认为苏共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要帮助它克服修正主义，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关系越来越僵，最后两党关系恶化，导致了中苏联盟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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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变”与中共的“不变”之间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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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回答英国首相希思的提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时，说：“中苏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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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54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华，这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首次见面，赫鲁晓夫把这次庆典看成是巩固与中国友谊的大好时机，为此，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份厚礼：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技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主动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根据最新档案资料，这一丰厚的礼物是赫鲁晓夫努力争取来的。［9］应该说此后中苏之间的关系要比斯大林时期平等得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却认为，中苏分歧是从1954年开始的呢？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这个年龄、资历、理论水平都不高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是不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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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新一届苏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强调两种制度的共存、提出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等等，苏共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与西方僵硬对抗的方针，表示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变化突破了一些传统观念。他们的某些观点与主张中共是不认同的。在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和毛泽东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事后说：“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10］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以及毛泽东在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军事实力时，只比较双方人数的说法，都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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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上台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同斯大林时期有了明显不同。1953年7月结束的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一道，对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小兄弟，开始在阵营中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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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不满意的。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该文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姿态，正面讲了一些道理。文章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文章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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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个人，更强调客观原因。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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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冲击，出现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犯了错误，并试图帮助苏共纠正这一错误。中共反对苏联干涉波兰，积极推动苏共干涉匈牙利。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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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再论》有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意图，其观点主张明显不同于苏共二十大报告，实际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还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主张，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有所缓和，苏共专门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力图全面评价斯大林。但是，苏共与中共的分歧并没有因此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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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干涉内政，加剧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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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12］毛泽东明显针对赫鲁晓夫说：“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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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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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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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苏共做工作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上。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这也说明苏共对中共还是另眼相看，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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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957年11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邀集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和毛泽东主席会见。图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谈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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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14—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都作了即席发言，这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没有享受的待遇，毛泽东的发言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表示不要害怕战争，不要怕死人，盛赞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4］这一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看法是有区别的。毛泽东竭力主张“以苏为首”，但更强调红花需要绿叶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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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共事先草拟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草案只提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并对宣言提出了修正草案。［15］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还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中苏两党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征得兄弟党代表团的同意，使《宣言》得以通过。该《宣言》实际上是中苏两党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原草案相比，《宣言》做了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此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高出了除苏共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并且已经能影响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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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中苏间的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16］另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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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共尽管接受了中共的某些建议，但是双方之间的分歧并未消除，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出现核武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战争危险等观点与看法，赫鲁晓夫等人是有保留的。在国内政策和理论问题上，毛泽东越来越“左”，1957年反右，1958年搞“大跃进”，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有取代苏联之意。同时，苏共对中国的“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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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的冲突使矛盾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