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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家战略利益的不同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导致双方产生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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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18］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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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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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毛泽东又把尤金找来，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不满。毛泽东针对苏联不肯给中国海军核潜艇技术材料，而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做法，十分生气地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弹，就要控制，就要租界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由近及远，他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中苏两党只是口头上的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我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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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说：“取消4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我们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这次提所有权的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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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谈话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毛泽东把长期积压的对斯大林的不满都发泄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并借机对苏联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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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到当时中苏是军事同盟这一框架下来考察，此事并不奇怪。中国领导人的激烈反应是苏联领导人没有预料到的，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我们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20］他们认为在同一个阵营里，这种军事合作是正常的。苏联想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海军舰队谋求一处停靠基地，主要意图是对付美国，并不是有意控制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21］但对作为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独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无异于帝国主义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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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赫鲁晓夫为消除中国误解，明确表示苏联从来没有想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这并没有消除中国领导人的不满。1958年8月3日，长波电台的事按中方意图顺利解决，中苏签订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海军技术援助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但是，中苏关系并未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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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此事中所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22］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对中国很不满，“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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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两国都开始自行其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先没有通知苏方，苏方虚惊一场，怕被中国拉下水，跟美国开战。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中国对苏联偏袒印度的立场不满。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草案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实际上许多观点是针对苏共的。1959年6月，苏方宣布废除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访美和到中国来推行他的和平计划，更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在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1959年12月，毛泽东所拟定的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明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4］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罗列的问题主要有，“（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1）骄傲自大；（2）领导犯错误；（3）歪曲马列；（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对和平悲观”。［25］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道路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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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7—17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谈到对苏共、赫鲁晓夫的看法时，大家提的意见有：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26］在同年2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观点尖锐对立，赫鲁晓夫表示不再理会中国的声音，他们要走自己的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实际上“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27］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8］但是，事态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在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从此，中苏两党开始公开相互攻击，双方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上各说各的理，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分歧，看不到共同点，关系越来越僵。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援华专家，中断对华援助项目，两国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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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争加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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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对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还在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事先已下发给兄弟党）中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反驳，继续捍卫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批评中共的主张。在大会发言中，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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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国的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的建设中途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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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苏斯洛夫送给中共代表团的长达6万字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共的攻击。刘少奇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会晤中反复告诫他：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不好。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党参加会议的精神就是以互谅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使81国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在刘少奇的严肃而真诚的表态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经过协商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及其会后，中苏间的争论又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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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不愿前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列宁、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了国内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偏离原来的主题，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同时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站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边，反对苏共的做法。中苏两党在会谈中也各持己见，周恩来遂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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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正值中国困难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支援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所欠下款项，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29］苏联人自己拒不偿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欠美国的租借物资款，理由是他们已用鲜血偿还了。可是，朝鲜战争是中、苏、朝三国共同对付美国侵略的战争，苏联出武器，中国则付出了牺牲30万人的代价。赫鲁晓夫向中国逼债，实在没有道理。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于1964年全部偿清了这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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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4—5月间，苏联通过其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发放侨民证，策动中国边民叛逃苏联。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20几个县、3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滚滚的人流从几个口岸涌入苏联。白天，苏联当局派大客车、卡车接运，用广播指示方向，晚上，则用探照灯指路，共有67000余人逃到苏联。此事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对要求去苏联者一律放行，新疆军区欢送了帮助策动边民外逃并申请去苏联的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少将祖龙泰耶夫和伊犁军区司令员、少将马尔国夫，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苏联借此攻击中国，吹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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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联影响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与中共观点相同的一些党，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分歧继续升级，开始了公开而全面的论战。中共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和《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7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30］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答复和批评苏共及受其影响的党。论题包括了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与国际共运，等等。这场空前绝后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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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双方难以找到共同语言。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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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团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廖承志、刘宁一、康生、潘自力。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成员有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谈判桌成了双方唇枪舌剑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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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期间，苏方做了两件破坏谈判气氛的事。一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就国际共运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公开地逐条批驳中共6月14日信件提出的“25条”；二是与美国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赫鲁晓夫此举显然含有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之意。邓小平在谈判桌上严厉批评了苏联的错误做法。苏中两党的会谈于7月20日结束，不但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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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中两国的报纸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文章。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共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些文章），［31］判定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分歧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并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苏联方面还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的破产”。［32］11月1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把赫鲁晓夫的下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实际上认为这场论战以中共的胜利而告终。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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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33］苏共则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双方各不相让，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两国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大力发展国防力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给两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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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大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恶化了中苏两大邻国的关系，也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34］“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5］这种笔墨官司，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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