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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995 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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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997 如果说，苏联在二战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科技的异常迅速发展，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作出迅速处理等，这些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模式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变得表面化了，变得比过去更加突出了、尖锐了，那么，这个矛盾在农业部门显得尤为复杂，对生产的阻碍作用比其他经济部门也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总是与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活动更要求因地制宜，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与工业部门相同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随着30年代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苏联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与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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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4999 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对此，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报告中指出：农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显著地反映在制定农业计划的工作上。计划中有许多不必要的项目，限制住地方机关、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就是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总共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个项目。中央计划了这样的措施：例如由杂交得来的猪的养肥工作应于什么时候结束，播种高茎植物作物休闲地屏障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等等。”“由于任务所包含的项目多，数量又太大，下面就必然要制作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告。大批农业专家和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把精力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呈文和报表上面去了。每一个集体农庄在一年中要向区农业机关交约有一万个项目报告材料。和战前相比，集体农庄报告中的项目几乎增加了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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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01 另外，苏联对农庄实行与国营企业一样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这就忽视了农庄集体经济的特点，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与庄员个人的利益，在处理国家与农庄和庄员的关系时，不实行等价交换与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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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03 在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农业计划制度，既不考虑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农庄这一集体经济的特点，这样，必然形成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使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从而破坏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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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05 赫鲁晓夫执政后，首先着手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而在改革农业体制方面，首先改革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这一年的3月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5］《决议》明确指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在农业计划工作的实践中，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过于集中，而且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规定过多的指标，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国家需要。为了保证国家得到各种农产品，绝不需要由中央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布置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计划规定出所有种类的牲畜和牲畜头数，因为这不能使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主动精神来更正确、更合理地管理经济。在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下，往往导致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千篇一律地计划播种面积造成了农作物分布上的不合理现象，因为这不符合各集体农庄的经济条件和土壤气候条件，不符合集体农庄积累的经营农业的经验和现有的耕作水平，并且无助于农作物总产量的提高。这种计划方式也不容许各集体农庄更符合实际地组织公有畜牧业的管理和争取提高肉、奶、蛋、羊毛及其他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限制了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动精神，削弱了它们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和兴趣，不能刺激各集体农庄从它们使用的土地上增加产品的产量，减少了集体农庄获得高额收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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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07 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即有关播种面积和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由农业企业自行决定。但在执行农业计划新办法的相当一个时间里，苏联还规定：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集体农庄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改；二是对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订计划；三是对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即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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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09 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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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11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涉及一系列关系：如国家、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三者利益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和工农联盟关系等。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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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13 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已是发展农业的一个严重障碍。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这一收购价格还是在1927—1931年间规定的，在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实际上没有变动过。1952年，小麦每公斤按9.7戈比出售，马铃薯4.7戈比，蔬菜19.2戈比，牛肉20.3戈比，猪肉67.2戈比，牛奶25.2戈比，蛋每千个2卢布。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品。收获量的1/3付给机器拖拉机站。这样，致使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1952—1953年，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都是赔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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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15 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理，还表现在价格不能反映出用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虽然1953年生产1公担籽棉的劳动消耗比生产1公担谷物只高出4.8倍，但1公担籽棉的价格却超过1公担谷物价格的37倍。用于生产1公担糖用甜菜的劳动要比生产1公担谷物少耗费38%，但糖用甜菜的收购价格却超过谷物价格的25%。还有，生产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1公担谷物大14—15倍，而1952年的肉的采购价价格仅高于谷物价格的5—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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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17 另外，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不合理，还反映在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如工业品与食品零售价格1950年与1940年相比，提高了86%，那么，正如前面提到的，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这一期间大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6］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严重损害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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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19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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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21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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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23 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要求对采购制度也作出改革。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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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25 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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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27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如果说1953年农庄向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的收入为41.4亿卢布，那么1960年为141.6亿卢布，即在产品量增长0.6倍的情况下，收入增加2倍以上。这样，生产者从出售农产品中多增加了75.4亿卢布的现金收入。据有关材料，1952—1962年期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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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29 另外，由于实行了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缩小了苏联各共和国集体农户在收入方面的差距。1952—1961年期间，集体农户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4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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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31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提高农业企业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加强物质刺激，除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外，还勾销了农庄在义务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积欠，勾销了各农庄和庄员在畜产品方面未完成的交售量。此外，还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并增加了对农庄的贷款，延长了贷款期限，从1955年起利率几乎降低了1/2。从1956年起，改变了过去用于劳动日分配的大部分收入只能在经济年度年终发给农庄庄员的办法，而改为每月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的办法。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到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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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33 个人副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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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35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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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37 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苏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52%，奶为67%，蛋为85%，粮食为3%，土豆为72%，蔬菜为48%。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占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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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39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当时他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为了尽快缓解苏联面临食品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特别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扶植个人副业的发展；二是赫鲁晓夫在1953年的九月中央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其中包括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而许多农庄违反了这个原则。他还指出：“如果公有经济中的工作不能使集体农民得到劳动日应得的收入，如果他的副业中的个人利益又受到损害，那么集体农民很容易给自己的劳动找到另外的用途——跑到城里去，到工厂做工。这就是集体农民个人经济缩减和落后的集体农庄的农业人口外流的原因。”他还要求：“在发展公有畜牧业的同时，党、苏维埃和农业的地方机关必须完全终止在个人所有牲畜方面侵犯集体农民利益的不正确的做法。”“必须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工人和职员个人有牲畜是件不体面的事。”这次全会以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的管理采取一系列鼓励的措施，这主要有：免除庄员和农场职工的欠款；先是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土豆和蔬菜的定额，最后废除经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取消了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私人牲畜的积欠；实行新的农业税法，税额按每1%公顷土地上的收入规定的固定税率计算。实行新税法，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要求各级领导人都要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并保证他们私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与运输饲料的工具；等等。以上的措施，使个人副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1958年与1953年相比，个人副业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土豆、蔬菜增长14.3%，牛的头数增加了25.3%，肉、奶产品量分别增加了33%和27%，水果增加了46%。［10］1953年，2000万农户中，有1/4的家庭不养奶牛。到了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都养了奶牛。［11］应该说，在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苏联当时有人称之为这是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1/4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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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41 但是，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对个人副业看法发生变化。1956年3月6日通过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劳动组合章程进一步发挥农庄庄员在组织集体农庄的生产和管理劳动组合事务中的主动精神的决议》中指出：“庄员的一切需要基本上靠公有经济来满足”，而个人副业“只起辅助作用”，“主要满足庄员个人对新鲜蔬菜、水果和浆果的需要，并且力求在宅旁园地建造果园、浆果园以美化庄员的生活环境。”［13］随着对个人副业认识的变化，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开始采取限制的政策。1956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法令，规定对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征收货币税，如所养牲畜数额超过规定标准，税收加倍。由于1958年农业丰收，［14］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讲：“党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建议推广卡里诺夫卡村集体农庄把奶牛卖给农庄的经验，要求庄员放弃菜园，取消农场职工自留地、自养畜。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从1959年10月1日起，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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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5043 由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在管理上采取限制的措施，使个人副业生产出现了明显下降。1959年与1958年相比，私养牛减少377万头，即减少12%，其中奶牛减少135万头，即减少7%；私养猪、绵羊和山羊各减少3%。1960年，私养牛比1958年减少了22%，其中奶牛减少12%。［15］个人副业的下降，导致市场供应紧张。这迫使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强调要重视个人副业，强调个人副业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对从集体经济中所得收入的补充”，要“严惩那些热衷于取消宅旁园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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