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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勃列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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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在二十大上再次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大会后又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从此他又回到苏共中央工作，当年他正好50岁。在1960年前在苏共中央工作的那段时间中，他主要主管国防工业和宇宙航天事业，曾参与了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的建设和1957年苏联第一批火箭的发射工作。1956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把“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中央后，勃列日涅夫被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1958年任苏共俄罗斯联邦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笔记表明，在苏共二十大上听了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后，他对其反斯大林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有档案材料说明，在1957年赫鲁晓夫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则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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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赫鲁晓夫削减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此时，勃列日涅夫再一次离开了苏共中央，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担任主席团主席，直到1963年6月。在这三年中，他从事了许多比较轻松的礼仪性活动，并多次到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访问。1963年6月，他重新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同时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7月，米高扬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让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到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一贯顺从听话比较满意，此时似有意让他做第二把手，但嫌勃列日涅夫工作不够果断和对事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勃列日涅夫这次回到党中央后，权力比三年前在党中央工作时扩大了，此时整个国防工作归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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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回苏共中央书记处后不久，1964年10月苏联就发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根据苏联发表的许多材料，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宫廷政变”中所起的远不是主要的作用。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尤其是谢列平。具体的重要组织者则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伊格纳托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勃列日涅夫事先仅听闻其事，并表示同意。10月5日，他率代表团去东德访问，参加民主德国建国15周年活动。12日才回到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13日早晨，由他打电话给在南方休假的赫鲁晓夫，要他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根据有些材料，关于赫鲁晓夫及其接替者的问题是在13日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外加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共22人（有的材料说还有国防部部长）讨论决定的。14日召开中央全会时，在全会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主要是苏斯洛夫等几个人。勃列日涅夫主持了全会，但发言不多。米高扬建议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而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这个建议在会上遭到反对。勃列日涅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大家之所以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大家承认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为求得暂时的平衡而产生的结果。当时恰恰是他这样一个显得比较平庸的人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有的人，例如谢列平，完全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人物，准备等待时机取而代之。所以，正如布尔拉茨基所写的：“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在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三年任上，勃列日涅夫显得相当满足于那种平稳安逸的名为元首，但无实权的工作和生活。俄罗斯不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认为，他对走上第一书记的位子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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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俄罗斯一些传记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中提供的材料、分析和评论，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在个人素质、学识、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一些特征描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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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的文化、理论素养不高，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习惯于执行上级指示的照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思想家和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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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在学习和工作上都不够刻苦勤奋，他不爱读书，极少动笔写作。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苏联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便条之类的东西，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常见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出过什么创见，或留下过什么思想火花。他不爱看文件和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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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所有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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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为人谨慎，秉性保守，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陈规办事，最怕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从不采取急躁冒失的举动。在开会或讨论问题时，从不首先发表意见，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尽量照顾各方面的立场和利益加以折中，采取中间路线。所以，有人称他为“妥协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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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对人温和，不粗暴，对手下不提严格要求，注意外表礼貌，所以容易博得周围和下面人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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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他对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勋章和奖章的总和还要多，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4枚列宁勋章和4枚苏联英雄勋章。有些勋章和军衔是在他的授意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这种虚荣心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年有机会多次向勃列日涅夫单独汇报工作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他的回忆录《信赖》一书中写道，“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指元帅制服——作者注），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刚坐上第一书记宝座时，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并不很足，所以每作一次报告，或每见一次外宾，都要问有什么反映，下面的人则投其所好，都把正面反映收集起来向他汇报。这成了制度，苏联的驻外使馆也照此办理。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如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勃兰特，也摸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特点，每次同他会谈后，回国后都要说一些对他的溢美之词。勃列日涅夫喜欢看这些汇报，并越来越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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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也是一个喜欢享受和过热闹生活的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也喜欢聚宴和喝酒。他的嗜好是狩猎和开高速轿车。直到晚年，他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苏联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相赠送礼品之风也很盛，而且礼品都很贵重。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列日涅夫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珍贵礼物。苏联剧变后，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这件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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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在国内政策上一无治国的坚强意志，二无宽阔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工作目标；在国际政策上虽然他也说要维护和平和实现裁军，但他信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传统的教条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以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擅长的是在政治圈里搞权术，他在安排和处理干部上有一套本领。他对被撤下台的干部也很会做安抚工作。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1967年被撤下时，他专门给叶打电话表示安抚之意，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叶戈雷切夫唯一的困难是他女儿结婚后还无住房，勃列日涅夫立刻下令给她分配了一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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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他的气质、文化教育程度和经历来看，勃列日涅夫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党的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执行者，但绝不是一个合适的领袖人物，更不用说是能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大党的领袖了。对这一点今天俄罗斯的学者、作家和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看法是一致的。但对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有没有可能选择别的更有才能的人上台，看法就不太一致。有的人以为当时推举他是看错了人，没有选准选好。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尽管勃列日涅夫没有真正的领袖之才，但当时所有能与他竞争的人也都不比他高明。相反，勃列日涅夫到过农村工厂，搞过农业工业，参加过战争，领导过军工和民族共和国，经验比较全面，在这一层干部素质和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其他更好的选择。综上所述，在分析勃列日涅夫生平及其人之后，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现象在苏联的出现不能说只是历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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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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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他执政期间，苏共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第23次、24次、25次和26次代表大会。从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宫廷政变”中上台，经过苏共第二十三大，到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他执政的第一个阶段。在70年代上半期，从70年代初的苏共二十四大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是他执政的第二阶段。苏共二十五大后，经苏共二十六大，到1982年11月他去世，也就是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各有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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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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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从平等伙伴中的第一把手上升到领袖地位的阶段，这是他逐步放弃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全面恢复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工作方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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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政治路线上，标榜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连续性，强调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引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努力。只是不再提赫鲁晓夫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1967年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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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除赫鲁晓夫的影响，改变赫鲁晓夫推行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显示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作风。在1964年10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打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中以养老金领取者的身份孤独地度过余生。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把地方上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统一的党组织；1965年9月，取消了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中撤部而建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重建政府部门系统，恢复条条领导，同时废除了赫鲁晓夫强调的干部轮换制，提倡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1966年3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他改换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称，恢复为政治局，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头衔就改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后一改赫鲁晓夫的那种急躁粗暴，到处发号施令的“唯意志论”和“随心所欲”的作风，显示出他的不急不忙、谨慎稳定的风格。这些做法博得了不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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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经济方面，此时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在社会上尚有影响，改革在经济领域中还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再加上柯西金在领导经济管理上的声望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而柯西金是主张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个阶段中进行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同时，这时提出了加紧开发东部地区的任务，上了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的第一批大项目。在经济方面，此时勃列日涅夫个人比较喜欢抓的是他认为自己比较熟悉的农业。在1965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60年代初期苏联农业生产下降，和赫鲁晓夫采取的缩小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自留畜的限额和合并农庄农场等错误做法，勃列日涅夫在他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和加强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固定农产品收购量和实行超额奖售、扩大自留地和自留畜限额等。由于在工业经济体制上进行了柯西金的改革措施，在农业政策上采取了勃列日涅夫的上述政策，那几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看一下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和经济改革的态度，就可看出，他对柯西金并不真正尊重，而是力图缩小和排挤柯西金的影响，他对经济改革从来是不热心的，他所信奉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那套传统的管理模式。据说，苏共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当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所作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的一句话，“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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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计和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3］他确实善于培植、使用亲信，安排老相识、老部下。当年在地方上工作时，每次调动工作，他都要带他认为可靠的老部下去新的工作单位。到苏共中央工作后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那五六年中，一方面他施展各种权术，把领导层中原来跟随赫鲁晓夫的人、对他地位有威胁的人、对他的领导能力有怀疑的人或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一个一个排挤掉，如伊利切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波利扬斯基、沃罗诺夫、谢列斯特、叶戈雷切夫、杰米切夫等人都陆续被排挤出最高领导圈子。与此同时，他把在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州、摩尔多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作时的一些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一个调到中央，安置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如契尔年科、谢洛科夫、特拉佩茨德尼科夫、巴甫洛夫、格鲁谢沃伊、茨维贡、齐涅夫、吉洪诺夫、楚加诺夫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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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营造的权力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苏共中央机关和各地方党委机关领导人，这些人占到中央委员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头一段时间里，每天一上班都要给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党的第一把手打电话，进行问候，联络感情，询问情况，表示关心下情和下级困难。各地党的书记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胜感激。为保持地方上干部队伍的稳定，他还宣布，各地干部主要靠本地干部来替补。他下去视察时，对各地干部的态度也同赫鲁晓夫大不一样。赫鲁晓夫爱挑毛病，动辄训人，甚至撤换干部，而勃列日涅夫对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严格要求，使下面干部觉得他和善可亲。他还为中央级的高级干部恢复或提高了不少福利待遇，如1966年规定，中央级高级干部每年可享受两个半月的休假。这些做法符合一大批干部的利益，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党的机关系统中这些人成了他的重要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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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军队系统。勃列日涅夫参加过二战，在军队中待过，后来又主管过军工、宇航和尖端武器生产，同军方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在军队中有不少熟人。1962年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苏美对抗中蒙受耻辱后，苏联军方刻意要在核军备上赶上美国，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支持。他上台后，苏军方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国防工业问题，对一般政治局委员和财政部长来说，都成了“禁区”，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有权过问，其他人谁也不敢问津。［4］1967年马利诺夫斯基去世后，由格列奇科任国防部长；到1976年由乌斯季诺夫任国防部长。此时勃列日涅夫同军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军方成了他的权力的强大支柱。特别是1970年上半年，他在格列奇科陪同下去白俄罗斯检阅了苏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军方的支持下，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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