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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克格勃和内务部系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克格勃掌握在谢列平派的谢米恰斯内的手里极不放心;1967年3月,他利用斯大林女儿出逃事件撤掉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同时调他的亲信茨维贡和齐涅夫等三人任克格勃副主席。1968年又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内务部,并任命他的摩尔多瓦的老部下谢洛科夫为部长。谢洛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他家就安排在勃列日涅夫家的楼上。这样,克格勃和内务部这两个实权部门都逐步为勃列日涅夫所直接掌握和控制,成为他的又一个权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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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出版战争回忆录入手,逐渐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同时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参加卫国战争的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据一些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这些回忆录绝大多数不是本人写的,而是别人帮助写的,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而且都经出版社编辑按照上面要求的调子做过加工。如《朱可夫回忆录》,原稿中曾讲到1937年斯大林对一些红军将领的大清洗,但后来出版的书中,这一处就被删除;另外为了宣传勃列日涅夫,加了一段完全虚构的、说朱可夫1943年视察高加索战区时曾提出要见见勃列日涅夫而未能相见的情节。由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主持的庞大的编委会编写的《二战史》也有很多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从军事史和战争史开始,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在学术文化领域中逐步把5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活跃气氛压了下去,正统的教条主义的学术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重又压倒一切。在经济学方面,此时提倡多搞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理论研究,少搞现实的经济问题的探讨,而在侵捷事件以后则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和“商品派”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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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东欧,则于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从军事方面来说,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捷,占领布拉格,劫走捷领导人,可以说是成功的,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同时,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也加强了对西方的缓和攻势,迎合西德的东方政策,改善了同西德的关系,同美国则通过谈判达成了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协议。这些行动也有助于提高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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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勃列日涅夫初上台时,虽然当上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但在领导层中并未被承认为领袖,苏共中央10月全会后,柯西金取代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当时《真理报》发消息时,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照片并列,还没有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1965年底,波德戈尔内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苏联被称为“三驾马车”当政,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仍未突出。但是在勃列日涅夫采取上述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情况就变了。这时苏联已开始到处挂勃列日涅夫的大像,其权力地位已明显地高居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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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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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又为苏联的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感到踌躇满志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保守僵化,停止和放弃改革的严重后果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上半期的第二个执政阶段的两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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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此时自信心大大增加,认为苏共推行的路线和内外政策完全正确,对形势感到十分乐观。这反映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以下一些做法和对形势的估计上,以及他们所表现的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心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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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始对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崇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编造历史,大肆突出其在战争、战后恢复工作、垦荒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功劳。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取代柯西金,扮演了国家政府首脑的角色。1977年,他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这一阶段中,“三驾马车”的局面已经消失,勃列日涅夫的领袖地位得到了明显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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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继续宣扬脱离实际的超阶段思想。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提出苏联社会和民族已越来越接近,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鼓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大贡献,等等。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了无数的会议,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著作。在一批学者的建议下,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和其他不少讲话中,虽已提出科技进步和经济集约化的概念,但仅流于空谈,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力宣传计划经济加计算机就会大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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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70年代初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时苏联领导人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没有经济危机,因此不会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此时,美国在国外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国内则面临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中国则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苏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对苏联十分有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中都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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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时,由于苏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并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苏联已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时,苏联的缓和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美国举行了几次最高级会晤,签订了几个裁军协议,在欧洲召开了欧安会等。这一切促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意识和扩张意识膨胀起来,1975年苏联就把手伸到了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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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在此时,苏联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取得成功,苏联油气产量大增。这使苏联有可能向欧洲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并利用当时世界石油危机,油价上涨之机,获取大量石油外汇,用以向西方购买大批粮食和设备,从而缓和苏联国内的一些经济矛盾。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取之不尽,石油外汇可源源不断而来,这也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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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国内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大为发展。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无视现实,偏听偏信,这又增强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苏联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实际、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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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循守旧,全面恢复苏联那套传统的旧观念、旧体制、旧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传统体制在当年形成时得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诸如最高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威望、各级干部的苦干精神、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经济上的粗放发展的潜力等,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旧体制和旧方法已难以发挥它们曾有过的积极作用,而只能越来越产生其负面作用。所以,正是在这个阶段中,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的许多消极因素不断得到发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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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废除部门的条条领导,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出现了地方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协调全国经济,在苏共中央增设了许多主管经济的部门。随着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废除和条条领导的恢复,苏共党政机关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大行扩建,苏共中央的部级编制增加到20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关膨胀最快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关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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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一阶段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丧失了苏联过去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势。其次,经济效益愈益下降。再次,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军工和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最后,农业生产形势非常严峻,粮食和肉类越来越依靠进口。农业虽一直为勃列日涅夫所关注,他为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不解决体制和政策上的根本问题,成效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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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此时勃列日涅夫和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享有主管所辖部门和地方的更大的权力,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干部中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民族利益上越来越多的矛盾,苏联民族关系中的各种分歧和民族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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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众的社会心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愈益失去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化现象使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在群众的社会心理中对现实的怀疑,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取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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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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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这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勃列日涅夫身体越来越衰颓。苏联整个国家则越来越走下坡路,苏联从稳定走向全面的停滞。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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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患了两次中风,身体趋于衰颓,已难于正常视事。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录,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中风发生在1974年在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同美国总统福特会晤的时候,他患了大脑粥样硬化症。由于随行医生的努力,病情得到了控制,会谈没有中断。但是他在乘火车经蒙古回莫斯科途中又患了第二次中风。此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能力大大下降,到党中央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主持的政治局每周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与此同步的是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老龄化,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多岁。这样一个老态龙钟、思想僵化、行动不便的领导集团只能靠他们的助手班子来工作,一切都要助手班子提出建议和写好稿子,即使是最简单的讲话也都要写成讲稿。勃列日涅夫得病后变得口齿不清,他的撰稿人得专门避开他不便发音的词,而挑选他便于发音的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形式化。这方面情况可由几个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见证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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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提供的证据。沃尔科戈诺夫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沃尔科戈诺夫曾多次为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乌斯季诺夫写过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讲话稿。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相互讨论,而是念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二三页的讲话稿。大家的表现总是“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同事先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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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提供的见证。他说,在那个时期中所谓总书记的意见和主张已很难认为是他自己的观点,而不过是当时能对他施加最大影响的这一派人或那一派人的观点。那时政治局有些会议为了照顾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开会时间往往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很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措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做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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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档案材料。他写道,“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年年底都要回顾一下前一年的工作。1980年1月3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主持开会后,就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似的报告说,过去一年中,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工交基建的159个,外交和外贸的1845个,经济计划的11个,干部问题的330个,政府颁奖问题的9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接着,安德罗波夫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讲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插话说,不光是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举行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感和紧迫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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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阶段中,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方面有两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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