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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冷酷无情，不仅在他插手的各种“清洗工作”中表现了出来，也从他日后对待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申请送重病丈夫回印度一事上表现了出来。对此，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就是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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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卢耶娃来到老广场，请求苏斯洛夫批准她送丈夫回国。她解释说，这是她与丈夫“两人共同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满足”，这也是“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因她丈夫这时病已很重，只有回到他习惯的气候温暖的印度，病情才会好一些。听了这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能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着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 ‘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他是病人，死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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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什么也没有说通，苏斯洛夫就是不允许阿利卢耶娃出国。阿利卢耶娃最后写道：“我走了，带走了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岩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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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印度共产党员辛格，到底病死在了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送回印度，她自此没有回国。显然，这与苏斯洛夫的逼迫不无关系。赫鲁晓夫晚年在回忆录中反省了这件事的错误，还表现出了一些同情心，可是苏斯洛夫却始终抱着一副铁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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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冷酷的铁腕、咏诗祭神的歌喉登上权力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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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崇拜和专制统治时代，要打通仕途，步步高升，必须对下冷酷无情，敢挥铁拳，对上则要善唱颂诗，有祭拜神灵的高亢歌喉。苏斯洛夫深谙此道。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飞速升迁。冷酷的性格，刚好在“大清洗”时代派上了用场。因此，他在“大清洗”中建树的功勋，使他于1939年又晋升为联共（布）奥尔忠尼启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在这一职位上，他一直待到1944年。作为边疆区领导人，在战争年代（1941—1943年），他同时担任了外高加索战线北部集团军政治委员和边疆区游击运动司令。其间，他组织动员过农民修建涅文诺麦斯克灌溉渠，发布命令炸毁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喀山大教堂，还从组织上协助内务部机关，在1943年实施了对卡拉查耶夫人的强制迁徙。把共有12万人的这个少数民族从南俄故土流放到中亚，竟源于由逼供信得来的虚假供状，把德寇屠杀罪行张冠李戴地扣在卡拉查耶夫人头上，造成了针对一个民族的大流放、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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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斯塔夫罗波尔建树的政绩，从1944年底开始，苏斯洛夫进一步升迁，被任命为立陶宛共和国的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事实上是一个特设的管理该共和国的特命全权职务。在这里，他凌驾于共和国第一书记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又继续着以前对待少数民族的铁腕政策，拒不妥协，不同“林中兄弟”谈判，残酷镇压了立陶宛民族起义队伍。与此同时，在他的领导下，大力展开强迫农业集体化运动，镇压农民和当地知识分子，把大批人逮捕、流放，发配到俄罗斯远东荒无人烟地区。这时造成的后果和隐患，到80年代末引发了立陶宛人的独立运动。正是立陶宛带头独立，成了冲垮苏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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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对待卡拉查耶夫人和立陶宛的铁腕政策，赢得了斯大林的赏识，从1946年3月起，苏斯洛夫被调入联共（布）中央机关。依照斯大林的提议，在1947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负责大众传媒工作。这是苏斯洛夫登上权力高层的关键一步。如果说苏斯洛夫对待下面的镇压是凌厉果断的话，在权力高层的动作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战后苏斯洛夫进入中央的这个时期，正是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机关派与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列宁格勒派争夺接班人的剑拔弩张阶段。苏斯洛夫正夹在这两派之间，不小心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曾是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日丹诺夫麾下工作。担任这一职务，要想疏离两派，躲避危险，难度是极大的。1948年6月，他又恰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一起，赴罗马尼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代表会议，实施对南共“机会主义”的挞伐。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以1948年8月日丹诺夫突然去世为转机，列宁格勒派遭到覆灭之灾。苏斯洛夫在此处境中能脱大险，顺利取代日丹诺夫而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可谓险中夺位。这里，与苏斯洛夫的另一官场秘诀——善唱颂歌，深得麦赫利斯和斯大林信任、赏识密切相关。在1949—1951年，他又刚好兼任《真理报》主编，一方面在全国组织大批判，进行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挥起铁拳，重击知识分子，同时又极隆重举行斯大林70寿诞盛大庆祝活动，把鼓吹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积极参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为斯大林讲话起草班子的成员，为领袖准备了几个方案的稿子。其中一稿为领袖所欣赏，亲自动笔做了最后定稿。苏斯洛夫这一系列活动，非但逃脱了处于日丹诺夫麾下的险境危局，而且牢靠地巩固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正是这个缘故，他又赢得领袖提名，在1952年十九大上进入苏共中央扩大的主席团（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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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营权力斗争的缝隙，谋得政治生存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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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苏斯洛夫整个政治生涯中，冒险最大、最受压抑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1年，即从马林科夫当权到赫鲁晓夫执政末期。这个时期，一是，他被马林科夫撤去了党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有过短暂的挫折；二是他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进行改革的浪潮里，却不得不强颜欢笑，举旗拥护，伪装紧跟，扮演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两面派角色。即使如此，他时不时仍受到赫鲁晓夫的申斥、痛骂，在重大压力下不得不大喊几声斥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口号。这样做，对他这个意识形态高官来说，是很难受、很痛苦的。在这期间，他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风险。他先是利用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争权的缝隙，得以自救：他原同马林科夫关系不睦，因此在赫、马的权争中，他并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出于人事关系，选择了赫鲁晓夫。之后，在1957年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反扑中，若不是他侥幸出差在外，没参加7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置身于莫斯科之外，他甚至有被卷入“反党集团”的危险。幸好图谋撤掉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开过之后，他才回到莫斯科，只是由于米高扬及时前来串联、劝导，他才没有倒向“反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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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的几次政治抉择中，他都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由于同马林科夫的关系而选择了赫鲁晓夫。看得出，这个时期苏斯洛夫是钻了最高权力斗争的缝隙，靠投机得救的。他虽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缝隙中求得了政治生存，并保全了高层权位，但他政治生存得并不惬意。因为他骨子里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思想体系的拥护者，在那个反对个人崇拜和观念更新变革的年代，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处处步履蹒跚。因此，他屡屡受到赫鲁晓夫的斥责和鞭策。一次，连一般政治幕僚像布尔拉茨基等人都能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对着许多同僚和下级工作人员的面，“赫鲁晓夫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苏斯洛夫，说道：‘现在国外经常这样报道，在我身边坐着一个斯大林分子、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他只是在等待推翻我的时机。米哈伊尔 · 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的名字和父称——引者注），您认为报道属实吗？’”——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苏斯洛夫坐在那里低垂着他那张瘦削、蜡黄、苦行僧式的病态的脸，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就连眼睛也没有朝上翻一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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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苏斯洛夫作为一个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拥护者而置身于赫鲁晓夫身边，在这个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他始终是何等的压抑和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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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在1964年二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向苏斯洛夫施加压力，必须在会议上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做公开表态发言。苏斯洛夫无奈，在强大压力下，只好让布尔拉茨基等人起草了一个高调批判个人崇拜的发言，当众公开表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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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利用人际关系缝隙，靠政治投机保住官位的人，赫鲁晓夫虽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权位，并令其总管意识形态，但他是不可能在思想政治上同赫鲁晓夫保持步调一致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斯洛夫始终站在保守主义一边，起着阻挠改革的作用。赫鲁晓夫时期一系列保守主义的大反弹，几乎无一不与苏斯洛夫相关联。在对外政策上，他曾不止一次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还就这一问题发表揭露性演说，阻止改善苏南关系；1956年10月底至11月初，他曾同米高扬一起率苏联代表团到布达佩斯，同匈牙利领导人谈判并了解局势。“了解”的结果，是莫斯科决定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赫鲁晓夫回忆，米高扬是反对调进和动用军队的，但苏斯洛夫却与此相反，坚持强硬的调军立场。在国内问题上，他所干预的著名事件，是鼓动赫鲁晓夫和舆论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挞伐、迫害；推动撤掉涅斯梅亚诺夫的苏联科学院院长，讨好伪科学派头目李森科；恶意挑拨赫鲁晓夫同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关系，使第一书记同知识界发生了一系列争吵、矛盾，等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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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顽固的斯大林“教条”情结，随着局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60年代初，赫鲁晓夫排除了苏斯洛夫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领导，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苏斯洛夫只是负责苏共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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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对自己权势的式微耿耿于怀，同时也对苏共二十二大后非斯大林化的进展，对意识形态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更加心怀不满。于是，他与谢列平为首的保守势力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马涅什赛马场画展事件”，挑拨赫鲁晓夫打压文艺界，大大恶化了苏共领导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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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策划这一事件，专门印制了有关这个画展的资料。但资料中很少谈及艺术问题本身，而却大量摘引了文学家、艺术家对赫鲁晓夫本人的评论。这些评论真真假假掺杂在一块，甚至讲赫鲁晓夫是“坐在宝座上的傻瓜伊万”、“玉米迷”、“饶舌者”等等。赫鲁晓夫见状，震怒异常，以参观画展为名，赶到马涅什把画家们训斥了一顿。在整个看画展过程中，苏斯洛夫自始至终同赫鲁晓夫如影随形，陪伴左右，一会儿指指东，一会儿指指西，一会儿俯首耳语，说些什么，继续往赫鲁晓夫火头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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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一直同苏斯洛夫若即若离，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人们解不开的一个谜。这大概多赖于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和嗅觉的器重，希望他能给自己嗅出路边的什么炸弹；然而，苏斯洛夫倒是神经质地闻出了右边的危险，但却有意向主公隐瞒了“左”边的炸弹，其实这是更加危险的。最终，赫鲁晓夫还是被苏斯洛夫知情不报的一场“宫廷政变”给废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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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僵化思维、固守教条稳居权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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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斯洛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是经历有惊无险，有时靠违心掩饰、玩弄两面派手法，有时靠拉拢同僚、抵制改革挨过了这10年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却是大权在握、左右政局、得心应手、稳居权力巅峰，可以说这是他“灰衣主教”生涯的黄金时代。他虽不是发动倒赫政变的核心人物，但靠着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宣读倒赫报告所起的关键作用，使他在“宫廷政变”后一登台，就是仅居“三驾马车”之后的第四号人物。待勃列日涅夫上下其手，纵横捭阖，清除异己，稳定政局之后，苏斯洛夫很快就上升为第二号人物，牢牢掌控了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大权。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主持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负责国内整个意识形态政策问题，领导大众舆论工具，监督书报检查制度、文化艺术、高等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国家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鉴于执掌的权责范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包括镇压《新世界》编辑部、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国、开除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党籍、处置作家格罗斯曼，流放氢弹之父A · Д · 萨哈罗夫，准备并通过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宪法（1977年宪法），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家的处分，造成全国社会科学的停滞——这一切，都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苏斯洛夫还积极参与了苏联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子成员，他还是参与1979年作出出兵阿富汗决定的重要人物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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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鲁晓夫离不开苏斯洛夫，原多是想利用他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嗅觉，结果反倒是被他帮了倒忙，推动了意识形态的逆转，阻碍了改革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之更加离不开苏斯洛夫，则因为总书记是文化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的门外汉，亦步亦趋都需要这位“灰衣主教”的扶持和帮忙。更何况这位股肱大臣与主公还在复旧倒退、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方针路线上有一致性，不像苏斯洛夫同赫鲁晓夫之间那样同床异梦、离心离德，第一书记对身边的这位“斯大林分子”还总有一种提防和戒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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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实际的第二号人物，主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个时期推动复旧倒退的主要源头和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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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黜赫鲁晓夫以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真正的复旧倒退。由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勃列日涅夫集团接着也彻底取消了国内的改革。于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全面“拧紧了螺丝钉”，这就是苏联学者所说的，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的时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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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时期，对《新世界》杂志实施外科手术，不同主编打招呼，就改组了编辑部人员，最后逼迫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了主编职务。对《真理报》编辑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先把总编辑鲁米扬采夫解了职，原因是报上登载了两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主张在党内加强更有教养、更有文化者对党的影响。原来的总编辑被撤职后，取而代之的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齐米亚宁。这位新总编甫一上任，就对《真理报》编辑部动了手术。首当其冲的是对未经《真理报》总编允许而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的布尔拉茨基，他被解除了政治评论员（相当于副总编职务）职务；接着又解职了其他几个编辑。不仅如此，还株连了发表布尔拉茨基文章的《共青团真理报》的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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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斯大林主义的复旧和反扑是全面的，其“目标不但针对人，而且还针对思想，针对历史事实，以及针对人们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和平、关于政治的新观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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