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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关键岗位实际上全都落到了保守派手里。赫鲁晓夫时期建立的以伊利切夫为主席的意识形态委员会，被一分为三：科学部、文化部和宣传部。科学部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C · П · 特拉佩兹尼科夫掌握；文化部由原苏共白俄罗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B · Ф · 沙乌罗主管。这里一下都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堡垒。唯独宣传部经历了一些曲折，经过了一段时间清理后才同上述部门“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苏斯洛夫掌控住这些阵地和堡垒之后，接着就在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等整个精神领域，进行“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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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领域，史学，首先是现代史，是被“扫除”、清理的第一个学科。在这里，几乎抛弃了二十大精神，开始重新颂扬斯大林主义。就连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二十大后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在70年代再版时也只是保留了有关二十大和反对个人崇拜决议的几句话或简单段落。这样做，大概还是看在主编者身居高位的面子上。在整个史学领域，开始了一场迫害历史学家的运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提出十月革命前俄国几种经济结构的理论而被解除了职务；著名的二战史专家涅克里奇，因涉笔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败而被迫流亡国外。此外，其他许多学者也大多因学术问题而遭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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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在科学、文学以至艺术方面，重新开始了带有普遍性的伪造历史的工作。令人发指的，是对朱可夫回忆录的篡改。不仅由编辑人员以作者的名义对作品任意删改，还“从书中砍掉了有关1937年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10］为了掩盖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的血迹，连对在这几年被处死的将领、作家和文化人的死亡时间（1937年、1938年、1939年）也竭力加以回避甚至篡改。至于对二战初期的失败，更是大大缩小了规模；对于失败的原因，不是加以歪曲，就是语焉不详地加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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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领域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具体表现是，新西伯利亚的“商品学派”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但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并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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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虽与各个部门中保守派的领导直接相关，但都是在苏斯洛夫这个意识形态大管家的监督下发生的。在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事无巨细都要由中央过问、都要由主管者决定的情况下，这位“灰衣主教”对意识形态复旧倒退所承担的责任，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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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几大十分有名的官方理论，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主权有限论”等。虽没有资料证明苏斯洛夫是这些理论的首创者，但他作为那个时期的主要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管，对这些理论的提炼和完善，是有不容置疑之功的。最突出的是，他曾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用它来安抚人心、掩盖社会矛盾，把国家与社会推向了规避现实的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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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思维方式是十足教条主义的；小心谨慎、面面俱到、讲究平衡、四平八稳，是它的突出特点。可以说，他一贯保持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保持着解释斯大林概念的准确性。作为不断听取苏斯洛夫指示意见的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曾对这位“灰衣主教”的思维和教义作过详细描绘。他说，苏斯洛夫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意见“前后一致”，人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说，我们在文件中写到在其他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认为也应谈谈武装起义；我们写到关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认为应该说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动摇的；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建议要谈论纪律；我们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他建议强调这种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指出，集体化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他则建议，应该指出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维护面面俱到的观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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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讲究教条的准确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尔拉茨基接着谈到了苏斯洛夫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们只要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他都非常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3］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加上“和”字，就是将它们二者对立起来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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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一例就可看出，这位“灰衣主教”从字面上释义教条、固守教条之一斑。他只管从字面上竭力维护“教条”，但它究竟距离现实生活到底有多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发达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不管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反正苏联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看，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个闭眼不看实际，只顾讲经说道、维护斯大林“教条”的“灰衣主教”和“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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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个人生活倒一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洁身自好。他生活俭朴，也不为家人谋取好处。他不爱露面，不尚虚荣，不追求勋章，不出个人著作，不贪图财物。据说，每年他都把会计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工资剩余的一部分作为党费上缴。这种品质和作风，在苏联当时腐败成风的环境中，也确实让人赞赏、钦敬。然而，这种洁身自好的品质若与勃勃向上、积极变革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就能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但是这种品质却发生在体现僵化倒退的思想者身上，这就很难对其所生活的社会产生什么大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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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位“主教”和“理论家”的严厉监管之下，一直走过了34年；而他所继承的前任又是向以提出“日丹诺夫主义”而著名的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日丹诺夫，他们共同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监管着苏联意识形态几乎达半个世纪。这样的监管“业绩”究竟有什么效果，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和党内状况，可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停滞；党内腐败成风；青年人大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则多有所谓“夜间人”现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说假话，骗骗领导，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见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时，才披露心迹，抒发对领导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等。——这种状况，恰恰可以解释，何以在80年代后半期改革当中涌现出了汹涌澎湃的激进民主派思潮；而恰是这一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权，最后埋葬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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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当时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国家的难题日益增多，已积重难返，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产生的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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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这个为其政治信念，为斯大林“教条”执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论上连一个连接符号“—”也不肯放弃的人，如果对苏联后来的悲哀结局地下有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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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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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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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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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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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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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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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的资料说，决定出兵阿富汗的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四人，未提苏斯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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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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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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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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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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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费 · 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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