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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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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到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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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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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看，其进展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正是公开性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民意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增大，民主选举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国家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苏联又改行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总统制。从实践的效果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它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国家的、民主的政体模式。从1989年起，各地罢工风潮迭起，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冲突不断，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他不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因素，阻碍改革的“障碍机制”过于强大；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存在严重失误，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实惠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匆忙上马，政策措施又不配套，难以起到提高政权威信的作用，更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受俄罗斯民族缺乏耐心、好走极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是在民众急躁情绪的推动下实行的，政策刚刚执行，还没有见到效果，群众又不满意了，又不得不再出台新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的政策，又让人无所适从；第四，也有来自外部世界压力的影响，西方的品评与干涉、东欧的剧变都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显然没有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外部世界影响的关系，没有利用好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苏联的教训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工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被群众的自发性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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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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